第10章 旧制度灭亡的根源：穷人纳税，富人免税
侵蚀旧制度机体的弊病很多，并最终导致了它的灭亡。这些弊病中，最致命的一个已经说过了，现在我们继续向前追溯，去寻找大革命的根源。看看到底那种奇怪而可怕的狂热，到底源自哪里。找到了根源，就能知道它还会导致哪些其他弊病，丛生的一窝弊病。
在中世纪的诸多危机中，英国人不像法国人，他们有政治自由和由此派生出的地方独立。如果不是这样，英国的掌权阶级的诸阶层可能早就脱离民众了，就像法国的掌权阶级一样。只有自由精神可以使掌权阶级和民众站在同一阵线，不离不弃，而当互相理解的需要出现时，他们就能立刻达成一致。
看看英国贵族的这个特点，你可能会觉得非常有趣。英国贵族在野心的驱使下，经常和低等阶级打成一片，只要有必要，他们还能把底层阶级当成同辈。前面提到的亚瑟•杨格写的《法兰西游记》，是现存的关于旧法国的最有指导意义的著作之一。其中讲了一个故事：有一天他在利昂古尔公爵的乡村宅邸逗留，说自己想和附近最聪明最能干的农民聊上两句。公爵便让管家去叫几个来。这个英国人评论道：“英国贵族，就像这个例子里展示的一样，可以叫三四个庄稼汉和自己的家人一起用餐，并让他们坐在最高贵的夫人旁边。这种事我在英格兰岛见过成百上千次，但是，即使你游遍整个法国，从加莱到巴约讷，都不可能看到类似的事情。”
无疑，英国贵族的天性比法国贵族要傲慢得多，更讨厌和地位低下的人打成一片，但是他们的处境迫使他们必须收敛这种骄傲。为了维持权力，他们愿意牺牲任何事情。几个世纪来的英格兰，所有税法调整都是有利于贫苦阶级的。我请你注意到：英法本为近邻，但统治原则不同，于是，他们走向了多么不同的方向啊！18世纪，英格兰的所有免税者都是穷人，法国都是富人。在英格兰，贵族承担所有重负，以换取统治权，在法国，贵族一直拒绝缴税，作为失去的政治权力的补偿。
14世纪，“不经纳税人同意不得征税”这句格言确立了自己的牢固地位，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在英格兰，当然，最起码看起来是这个样子。人们经常援引它，违反它就等于暴政，恪守它才是合法合理的。那个时代，我们的政府和英格兰政府在很多方面都有诸多类似，但是后来，两个民族的命运开始朝不同的方向走去，一个世纪一个世纪过去了，越分越远。它们可以被比作两条直线，出发点相互靠近，方向略有不同，结果越往后就离得越远。
约翰国王被俘、查理六世疯掉之后，整个国家经历了长期的混乱，国家开始疲惫不堪。我敢断言，从那时起，国王便可不经国民同意便新增捐税了。而卑劣的贵族因为自己有免税权，所以和国王的意见一致。从此，所有滥权和祸害的种子被种下，而祸害和滥权不仅给旧制度的所有朝代都带来了麻烦，而且还导致了它最后的猝死。我很欣赏科米内这句非凡的话：“查理七世通过了法案，有权不经各阶级同意便可随意征收农业税。从那天起，他就大大改变了整个王朝的精神，他变了，后来的历任国王的精神都变了。这就像在王国身上捅了一刀，伤口一直会流血很多年。”
而且这道伤口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扩大。要看透这个事实，就得追溯这个法案在每个阶段的后果。
福尔勃奈写了鞭辟入里的巨著《法国财政研究》，其中说得好，在中世纪，国王通常靠他们王国土地的出产生活，而“特殊需要出现时，就得由特殊捐税来提供，由教士、贵族和民众共同负担。”
14世纪的大部分普通税，都要经三级投票表决，才能通过。这时期确立的几乎所有税项都是间接税，也就是说，所有吃饭的人没有差别都要缴税。如果是直接税，就不是根据财产缴纳了，而是收入。比如，贵族、教士和平民都必须向国王缴纳全部收入的十分之一，这就是什一税。经国家三级会议通过的税项，效力和省三级会议确立的本地税项相同。
确实，从那时起，农业税这种直接税，从来没有向贵族征收过。贵族有义务无偿服兵役，所以贵族可以免缴农业税，但是农业税虽是普遍税，但只在一定范围内有效，也就是只在农村的领地内有效，而不是适用于整个王国。
当国王第一次凭自己的意志和自己的动议征收税项时，他非常明白，原则是不要得罪太多人，不得罪太多有权势的人，于是，他必须选择一个不损害贵族利益的税项，不激发他们的抵制，因为贵族当时是法国最强大的阶级，是唯一可以与王权抗衡的力量。所以，国王选了农业税，贵族有免税权。
本来，在诸多阶级中，已经存在够多的不平等了，这种新的不平等，非常明显，比之前所有的不公的总和更有摧毁力，它和其他不公性质形同，所以加剧了其他不公。从那天开始，中央权力不断增长，于是税款的需求也不断增长，于是，农业税不断增长，甚至成倍地增长，直到涨了十倍，不能再涨了，于是，新花样的名目开始出现，每个都叫农业税附加税。这样，年复一年，不平等课税把社会一刀斩开，在纳税人和免税人之间重建了一道高墙。捐税的第一条件就是强制性，但是，最能担负得起钱的人免税，最无力应对的人必缴。政府终于变得怪异，庞大的怪异：富人免税，穷人缴税。有传言说，马扎然曾经为了解决财政的燃眉之急，曾想针对巴黎那些首要豪门征税，但没料到阻力比他想象的大得多，他便退缩了，只是把他想要的那五百万分摊在了农业税上。马扎然本想向最有钱的人征税，最后却又指向了最没钱的人。但是该收还得收，国库的收入不能少一分。
不平等课税得来的钱，终究还是有限的，而国王的需求是无穷的。但国王们拒绝召开三级会议获得补贴，也不肯向贵族征税以免激怒他们启用宪章。这样，便开始了那些庞大的、极其有害的高明理财手段，持续了三个世纪直到王权覆灭。
详细研究旧制度的行政和财政史，你就能明白，缺钱会让一个政府堕落到何种地步，不管它看起来多么温和；而且一旦没有制约，一不怕曝光，二不怕革命——民众的最后一道安全阀——它会有什么特点，会耍什么伎俩。
历史充斥着这样的案例：皇家财产被出售但很快被收回，因为该财产不可售；国王撕毁契约，糟蹋个人已经取得的权利；国债持有人每逢危机都被牺牲……王权持续失信于民。
国王赐予的终身特权时时被收回。如果有谁能同情虚荣心产生的痛苦，他就会同情那些新封的贵族的不幸，因为在整个17、18世纪，他们被迫为自己的荣誉和特权一次又一次地掏腰包，但是，他们在第一购买的时候已经全额付款了啊！比如，路易十四取消了92年来授出的所有贵族头衔，而且大部分都是他自己授与的，然后敕令说：要保住头衔只有重新掏钱，因为“所有这些头衔的授予都是当时的心血来潮”。80年后，路易十五如法炮制。
国王下令，征兵入伍不得找人替代，因为这会抬高国家征兵的代价。
城市、行会、救济院都被迫到处借钱，好借给国王。教区不敢建设有益的公共工程，就怕钱一花，国王看本教区有钱，农业税就得涨。
据说财政大臣奥里先生和桥梁公路局局长特律代纳先生曾设计过一个计划，把某领地内每年的道路交通人头费以现金缴纳，用来修理各区县道路。这两个能干的官员拖了好久后来就放弃了这个计划，原因非常具有参考价值：据说他们害怕资金一旦聚集，就不可能防止国库把它挪做他用，于是人们被迫又负担劳役又得缴税。我毫不犹豫地说，任何个人，如果用伟大的国王的大手笔管理国家公共事务的方式来管理自己的财产，一定会死得很惨。
如果你碰到中世纪的旧制度，与时代精神背道而驰，靠加剧旧制度的弊端生存，或碰到一种有害的新制度，你总能在财政方面找到病根。一天的债，需确立几个世纪的权力才够偿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