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可以这样做农民》

作者:绿妖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上市日期:2016年06月

内容简介:

作者走访台湾60余位农民、10余个民间团体与台湾当局、以农民的个人故事与乡村的普遍现状,勾连台湾农业、历史、经济、民生、环保、社会创新等多个维度,相当丰富地呈现了台湾乡村的现代化与传统的博弈与结合,农人的尊严、职业、创造与坚守。 在青山绿水间,一个乡村,能将自己的粮食,蔬菜,水果,有保障的进入它该有的商品渠道,农人也是商人。在乡间喝茶的农人,在他城市的客户眼中是个有个人品牌的商人……当 农民是生活的创造者与享有者,而不只是承受者,不再代表阶层与社会地位,而是代表以土地为对象的职业,一种身份,一种生活方式,不是沉默的,是积极参与的…… 当现代化科技与传统乡村生活结合,与土地细水长流,人们终将收获安静、阔大又家常、温暖、满足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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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本定价:¥42.50元

作者简介

绿妖:现居北京,做过工人、时尚媒体编辑、电台主持人等。出版有散文集《我们的主题曲》、随笔《沉默也会歌唱》、小说集《阑珊记》、长篇小说《北京小兽》《少女哪吒》。

《如果可以这样做农民》

作者:绿妖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上市日期:2016年06月

 

果蔬,不仅仅是食物    

说到果蔬,台湾“先天不足”:亚热带气候,高温多雨潮湿,是病菌、虫害的天然温床,不喷农药,农作物很难种得好。而上世纪爆发的癌症潮促使人们反思农药弊端,台湾加强农药管理,在“卖得好”与食品安全之间,常年持续无声战争。

还有台风豪雨。七月葡萄、高接梨、荔枝、芒果,八月文旦柚、苦瓜,正逢台风上岸,产量扫掉三分之一也是常有。果农称套袋还在,水果已被刮落叫“上吊”,无奈又戏谑;日趋恶劣的“极端天气”,对白领来说只是概念,靠天吃饭的农民,却比任何环保组织都更晓得它的厉害,新社头柜是枇杷产区,近年,因天气缘故,枇杷不开花,有果农减产三分之一,后果堪比台风。台风,当局有灾损补助,而别的“极端天气”没有。

同时,台湾农业常有“逆天”之举。比如,克服高温,在亚热带种出高品质的温带梨,高接梨因此成为台湾水果业之骄傲。但它每一步骤都需人工介入,成本高昂。所谓“逆天”,是“先天不足”之下,台湾小农为提高竞争力,以技术创新对自然特征的不断突破。它提升蔬果品质,也加重成本。1979年苹果开放进口,台湾苹果一败涂地,果园纷纷改种其他作物或任其荒芜。加入WTO后,面临全球化竞争,一面是农业价格更低的对手如大陆,一面是美国为代表的跨国大型农企业,小农经济的台湾“两线作战”,陷入困境。1

   外销市场,农产品成本高昂,出口不利;本土消费,因台湾面积狭小,物价易受波动,供应稍多即跌,略少就涨。菜农和果农,因其小规模、分散经营的特征,最容易遭受冲击。菜农的口头禅是“菜土菜金”—俏时像黄金,跌后如烂泥。果农笑道:“台湾有两个丰收,一个‘风收’,一个丰收。”把丰收与台风并列,丰收中包括焦虑。

台中市新社区是台湾重要的温带水果产区,按当地“乔木咖啡”老板乔德华的说法,由于新社的农业地位,以及“种苗改良繁殖场”在此,来考察农业,“只要稍微懂得台湾农业,来台湾不是跑台北高雄,新社要到的”。新社农业以水果香菇为主,特产有葡萄、杨桃、高接梨、枇杷、香菇、花卉等。2013年7月至8月,我在新社随机采访了十几位果农菜农,年龄从三十岁到七十八岁,所种从高经济作物如香菇、葡萄、高接梨、枇杷到廉价的百香果、丝瓜,共同点是,他们都是无财团背景的个体农民,是标准台湾特色的“小农经济”。他们面对的问题、苦恼与喜悦,也因此有了更强的代表性。


在土地上绣花

刘胜雄穿耀眼的橙黄色T 恤,胸前印着“新社农会”四个字,稀疏的灰白色头发,脸上是农人特有的黝黑。精力充沛,爱笑能说,是极佳的采访对象。他有长年累月做一件事,并且知道自己做得好的手艺人的骄傲。所以可以不夸张、不矫饰,却异常生动地讲述农活中的每一道工序,因为他都懂。

他认同自己的农民身份,并以此为荣。说到农业技术的心得,他睐一睐眼:“台湾农民都很聪明的,看一眼别人怎么做,就会了。”那一瞬间,他脸上闪过压抑不住的、只能以“顾盼自雄”来形容的神情。还有,讲自己在中兴大学上课,学农业知识,若发现老师还不如自己高明—压抑不住的骄傲,再次一闪而过。他知道自己做得好,比教授摸过更多蔬菜、沾过更多泥巴、赔过更多血汗钱。他对农业技术的每一步掌握,都是身体力行,在太阳之下、土地之上,学习而得。

他爱用宏观大词,比如“我都是策略失败的了”,说的是因防虫不力,去年整块苦瓜地都送给果蝇吃。宏观地概括他的状态,大概是:以前试图种植有机蔬菜,如今想转型,遂“抓住机会”,购入农业改良场(以下简称农改场)培育的一款桃子新品种。

采访多了,有了比较,发现他种的都是最难种、也是最贵的:苦瓜、辣椒、枇杷、桃子。他不像有的农民,依习惯耕种,今年与十年前所种并无不同。身为一个有十几年生产经验的产销班的班长,一直作为“核心”“骨干”“专业”农民,挺过残酷的产业结构调整,成为台湾如今仅剩的百分之五的农业人口中更为金贵、罕有的百分之二十的专业农户,无时无刻不经受着全球贸易自由化的竞争,这激烈的农业现代化在他身上的表现之一,是对价格的异常敏感。从菜地出来,路边有一棵笔柿,他指着它,神情鄙夷:这个东西,它怕果蝇,要套两次袋!最后又要用一个盒子装,一盒三颗,才十几块钱。套两次袋啊。哪像种桃子,你只要栽下去就OK。

他喜欢旅游,去桂林花了一万三,三峡四五万。农忙时候是不能玩的,他会告诉旅行团,他的时间点—通常是春节前后,虽然贵一些—哪里他还没去过。旅行社开团,他的时间又能配合,抓起钱就走。张家界是和妻子一起去,用去七八万。吴哥窟两个人花了三四万。因为要给女儿看孩子,妻子其实很少出去玩。

现在,她的脚有伤,不能长途旅行,刘胜雄遗憾地责备她:你总是顾虑别人……他去过张家界、桂林、昆明、丽江、大理、武夷山、三峡、九寨沟、吴哥窟、越南河内,花在旅游上的几十万,都是他一粒枇杷一根苦瓜挣出来的。从重庆下三峡,船上的人都在打麻将,“我花钱去,我要看哪”,他一心一意地看风景,并敏锐地注意到两岸陡坡上,庄稼种得密密麻麻。在越南下龙湾,他买了粒牛奶果吃,觉得好吃,洗净种子,塑料袋包起,偷偷裹入袜子装箱托运回台湾,过程犹如贩毒。这本能,比什么都更说明他的农民身份:发现品种,留下种子,种下去,等它开花,等它结果。

 

种有机蔬菜很难

当地人推荐刘胜雄的理由是,“他在种有机蔬菜”。

“有机?不好做。不敢做。”见到本人,一问直摆手。“不能打药,虫子怎么办?细菌怎么办?台湾不像大陆干燥,湿度决定会有虫子细菌。探索了几年,不是很合适。”在菜地,他眼疾手快地挑出濒死的,逐个拔起,拔一根唉一声,肉痛。这样高温天气最容易生菌,冬天就不会。而台湾偏偏有着漫长的夏天。“所以,有机你怎么做?”

刘胜雄的家是典型的台湾三合院,客厅不大,屋里水泥抹地,四壁石灰涂白。窗户上方,是他购自大陆的水粉画:一家农户,黑瓦白墙,掩映桃树之间,桃花灼灼,染到之处都在发光。这传统而优美的意境,大概就是他心目中的理想家园。院里停三辆汽车,分别是三菱、丰田,还有一辆看不清牌子。看到我惊讶,他立刻说:还有一辆停在另一边。有种孩子气的炫耀。之前听当地农会农事指导员刘丽惠介绍,台湾农户机动车普及率很高,两三台很常见。大部分农户都会有一辆轿车,一辆货车。一辆轿车至少六十万,相当于中等农户一年的家庭收入。当时还觉夸张。查资料,台湾机车及汽车普及率,农家都比非农家高。2 当然这和乡下公共交通不发达,没有机动车出行困难有很大关系。

他上山种地时,骑一辆摩托车,像少年一样逞强,会一直骑到高处。

但说到“有机”,他立刻表现出专业性,他知道,并非不用农药化肥除草剂就是有机,要通过验证才可以。而且,“我都是策略失败的了”,但如果你坚持,他可以一样一样告诉你,他成功及失败的经验。

豌豆,容易生白粉病。“我用葵花油加萨拉脱(台湾最常见的洗洁精),因为葵花油要用萨拉脱分解,才能溶于水,若冬天种,过年后二三月,白粉病最旺。用这个打,打一两次即可采收。豌豆被油包裹,病毒就不容易发生。”在这个例子中,有机的成本更便宜,二百斤的葵花油,比二百斤的液体农药便宜一百块。

四季豆较棘手。蓟马一吃,豆会变红。最好是快开花时,打农药消毒一次。可是,“现在人很奇怪,喜欢吃像铅笔尖那么细的,农友隔两天没摘,价钱就不一样了。”怕豆角长大,一些农友顾不得农药安全期,打完药就摘,所以四季豆常常验出农药。但这种不符合规定的蔬菜,农友不敢卖到果菜市场,而是走传统市场,“像你们到夜市吃盐酥鸡,他有油炸四季豆,你会想到农药吗?”然后下结论:四季豆没办法做有机了。

小黄瓜,有露菌病,刘胜雄去问当地农改场:小黄瓜一天收两次,你怎么打农药?它最无毒的也要放三天释放毒性。三天,小黄瓜变老黄瓜,谁还要!知识员送他几瓶亚磷酸。亚磷酸是台湾农业试验所(以下简称农试所)近年来研发的三种非农药防治方法之一。它能刺激寄主植物启动防御系统,产生抗生物质。被植物吸收后,代谢成磷酸,成为植物主要肥料之一。可替代一般之化学(农药)防治方法,对人、畜无毒性,不会造成环境污染。3他今年买了两桶,只用掉一桶,一桶一百块,包括宅配费,送到地头,再方便不过。至于虫害,小黄瓜被虫吃也就是几棵,所以吃就吃了。尽量不打药。

说到葡萄,他只是一句话:不敢种,农药太多了。

正是苦瓜采收期,去年种苦瓜,防虫不力,没开花就被叮掉,实在抢不过,整块地索性送给果蝇吃。去年用的是诱蝇剂,释放出类似母果蝇的荷尔蒙,公蝇会跑过去。“策略就错了。诱蝇剂吊在果树上,不是把果蝇都吸引过来了吗?”

今年,他采用黄色光谱诱捕技术,在园子外围做了道防线:剪一条白色化肥袋,绑树上,喷上黏性芳香剂—他拿出一罐“稳黏”示范,喷在纸上是鲜艳的黄色。果蝇扑上去就被粘住。化肥袋最好用白色,跟黄色对比更明显。果园周围多绑几条。喷完,第二天检查,如果黏满了蚊虫,说明果园蚊虫多,要勤快喷。若很少,也别乱喷。这一罐三百块。喷稳黏,是别的农友的经验,“我还想买香料,加重它的香味。”

有了这道黄色防线,今年苦瓜终于蝇口夺食。

他还在调整产业方向。他说,再一两年后,就不种蔬菜了。种蔬菜真的很辛苦。

在所有的成本中,防虫网是最贵的。他的网有六米高,是“9·21”地震后弄的,连工钱花了十三万。纤维开始老化,他计划换新的。肥料也很贵。瓜果吊上枝,根茎要有力,肥料必须跟上。有机肥很好,但也贵。他自己在菜园发酵有机肥。圆圆的两大缸,一缸是石灰和冰醋酸,做成生物钙。一缸是黄豆粉、糖蜜。他讪讪地说,不知道什么原因,被它臭掉了。但我还是要把它用掉。

 

在土地上绣花 

“我有一甲地。自己种,种到哪里算到哪里。年纪大了,种得比较粗放。”

一甲地,分成两块。山下平地,种辣椒、茄子、豆角、枇杷和桃子,山上坡地,种苦瓜、枇杷。山下菜地入口有棚子,晾着几件T恤。下地前,换长筒胶鞋,束宽腰带,挂工具包。棚子深处,是那两缸有机肥,发酵成功的有机肥是蒸馒头的香味,失败的则极臭,被下午地表温度一蒸,更惊心动魄。地上蚂蚁成群。他一指蚂蚁:这个叮人很疼。如果我们没有穿胶鞋,它们立刻就爬到脚上。

意外地,他的菜地上,乍一看杂草丛生。“因为教授说,田里的草不用太去拔它。”草根生下去,土地有空隙,农作物的根部有氧气,才会长得旺。又比如现在太阳很烈,假使你除草除得干干净净,土壤会很干。现在有草覆盖,水分不易挥发,土壤就湿湿的。而化肥里的硫,也能被它吸收掉—他去年才开始在大学里上课,现学现用,今年就用上了。而在传统观念里,地里有杂草,是不勤快的标志。

这里像黄药师的阵。上下有麻绳网,高处还有防鸟网。防鸟网用来防止鸟、果蝇、蜜蜂飞入叮咬。齐人头高的麻绳网是挂小黄瓜的。略高于脚踝的网,是番茄辣椒网,帮助它们支撑自己的果实,也防止被台风吹掉。网横向四列,每隔两米田畦两侧有铁棍,外行眼中的一团乱麻,被他拎起一抖,立刻铺成规规矩矩的四方格,驯服地套在铁棍上。

他实行农改场推广的“轮作”:比如去年我种辣椒,今年我再种,就是连种了。它的菌都在土中,你再种同科植物,还是会死。轮作是,今年不再种茄科。他一边介绍一边忧心忡忡地拔去染菌辣椒苗。刚开始还安慰自己:下次上课,拿株死苗给教授看看,是什么缘故。后来他叹气,给专家看也没用,有种炭疽病,高温、下雨后,常常这样。这种季节,西北雨来的话,死亡率就很高。不是不知道原因,但病因是台湾夏季的高温多雨—几乎无解。

买了四百株辣椒苗,看势头不好,又买一千株,死一棵,补两棵,跟死亡赛跑。

干嘛一定要种辣椒?种点更容易的不好吗?他又高兴起来,“辣椒你碰到的话,假使每斤一百块的话,一次采两百公斤,你看那是多少钱。”

他种的是最贵的菜,干的是最难的活。夏季时,比辣椒还贵的只有番茄,一斤可以卖到两三百元。番茄原产中南美洲,高海拔干燥凉爽之地,台湾适合在九月份播种,如果反季节种植,夏天时死亡率惊人。物以稀为贵。有教授或专家反季节种植,并予以推广。种番茄需搭网,一分地一百多万,年轻农民可有一半补助,条件是至少做满五年。刘胜雄七十岁,儿子不务农,不够条件。但他傲气道:也不一定赚。如果数量多,也卖不上价。

涉及农活,他真是一丝一毫也不肯示弱。

高架上爬着蒲瓜,这东西皮实,不怎么需要肥料,只要摘心会一直长,夏天爬满架子,为辣椒遮阳挡风。如果它能挺过台风,一株结的瓜能卖到两万块。跟台风对赌的秘密在于,它不需要本钱。别的蔬菜都不适合拿来赌,万一刮残,血本无归。他在上面种两株,又在盆里种了几株苗,“长长短短地种”,形成一个生长梯队,高处的被打掉,还有小的预备着。

台湾农民,台风不离嘴。奇怪的是,谈起它,他们倒很少痛心疾首,偶尔还有一种—简直喜形于色的表情。刘胜雄便对台风寄予厚望,“台湾就是有一个台风来,就好像说,平衡一些就对了。”因为台风走后,蔬果价格飙升。痛快后他们也自嘲:贵是贵了,可我也没剩多少。但对于长期在市场上处于被动、弱势的农民,台风过后的价格上扬,似乎不仅是涨价的问题,还有一点点自尊心的奇特满足。

像许多农民,刘胜雄的菜地里也辟出一块,种自家吃的菜。豆角被蓟马咬过,掰开里面红红的。茄子被白蜘蛛吃过。这些在果菜市场,都属于判了死刑的。他自己吃,不操心卖相。有时候,农民打药,是被消费市场所迫。当然,这和他的销售渠道有关。他走的是果菜批发市场,传统大众渠道。而台湾有越来越多的有机农作物销售渠道,凝聚对食物安全要求更高的消费者。这种渠道,首先会给予消费者有机教育,比如,有机农作物会有虫眼,会比较丑陋,如下文会提到的“主妇联盟生活消费合作社”。

台湾许多农民喜欢在丝瓜上面种苦瓜。先种丝瓜,苦瓜苗嫁接其上,过一段,剪去苦瓜苗,用丝瓜根茎的力量往上长。丝瓜根有力,输送营养更通畅。下面若有细菌,苦瓜在上面,也不会感染。他说,像我们的桃子,一定要用苦桃。它的口感不好,但它适应这边的地质,根部有力。上面再嫁接甜桃。

苦瓜刚一结果,就要套袋,以免被果蝇叮。且从小套袋,采摘后异常洁白,卖价也会更好。台湾果园,稍有价值的果类都会被套袋。所有果农的仓库里都放着成箱套袋,牛皮纸黄,里面黑色。脏脏破破的是去年用过,今年重复用的。套袋只能用两年,到第三年被风雨侵蚀,纤维变薄变脆,很容易被小鸟啄穿,只要一口,留一个疤,就卖不出好价钱。一个袋子一块钱。去年刘胜雄的产销班被农会评了六十多分,得到六千块。买套袋,班员分。

果园里,种着去年买的“春风”。“春风”是新社“种苗繁殖场”刚刚培育成的桃子新品种,一棵两百五,他买了二十棵。说到这里,他面露狡黠之色:新品种太贵了。回来我自己嫁接,一共种了五六十棵。一棵不买也不行,你说自己种的是新品种,口说无凭。现在我手里有繁殖场发的培养证。

台湾有种69号桃子,个头大,口感不好。“春风”是它的改良版,个头又大,口感又好。最重要的是,它比别的桃子早熟。刘胜雄面色凝重:“我去读书,就是为了这个品种。我早十二天。等我收完你才开始,我钱已经赚到了。”—这可真的是,农业最核心的机密。

像盼女儿出嫁的母亲早早准备嫁妆,明年才能采收的“春风”,已经提上销售日程:这次可以不给果菜公司,而是装礼盒,寄给卖高级货的水果店。礼盒里垫海绵,桃子用黄色绸缎包裹,一盒能卖到两三百……一边说,一边手脚不停。有一根树枝高过了他原本选的主枝,他要把这根拉下来,让最强壮的那根仍旧做主枝。“你别管你别管。”绑起要压低的树枝,还要荡一荡(硬拉会弄伤它),如抱婴儿,拉一拉,荡一荡,原本枝繁叶茂的树枝,被轻手轻脚一拉到地—不让我帮忙,除了敬我是客,不要弄脏衣服,也是怕鲁莽的城里人硬拽,折了树枝。

看到这一套不逊于绣花的精耕细作,会更深体会台湾农业这八字:小农经济,精致农业。小小方阵,技术密度之大,犹如天罗地网。

北京农业大学教授靳晋在其著作《台湾农业发展及其科学技术》中写道,台湾农业现代化,不同于西方大农场制,“而是针对中国的传统小农制度的特征,走出一条小型的‘精致农业’技术路线,并将传统农业制度中的优势与现代投入结合起来,进行了成功的技术改造。”—深究会发现,台湾并非不想采用大农场制。1953年台湾土改后,形成的极端平均的小农经济,很快成为农业现代化的瓶颈,多年来的农业政策,均围绕它做调整,但卖地的人会被视为败家子,农民卖地意愿不高。是以,台湾农民人均经营土地面积始终在一公顷上下浮动,多种政策调整均未突破小农格局。所谓“精致农业”,是在尊重私人产权前提下,无可奈何地保留瓶颈,向其他方向努力突破的结果。

1984年,“台湾省主席”邱创焕提出“精致农业”,如今成为台湾农业特色泛称。简要来说,其核心是发展技术与资金密集农业、由重视产量转为提升品质、发展农产品加工业、观光休闲农业等。在农用土地被工商业不断挤占之下,力求增加单位农地生产价值及附加值,由以种植业为主的传统农业,逐步转变为多元化农业。

资金密集,农业配套的贷款政策,可参见菇农江明勋的故事;技术方面,推行农业机械化、品种改良、健全农产品共同运销制度;积极辅导共同、委托经营,扩大农场经营规模等。同时,加强农业科技推广教育。

稻作最先完成机械化,如今种田,变成“白米炸弹客”杨儒门形容的“种田很简单,你只用一根手指头把水打开”,其余整田、插秧、收割都是打电话叫代耕者来。高粱、玉米、蔬菜也都实现不同程度机械化;引种育种,是增加生产力的有效手段。如今大量生产的洋葱、香蕉、凤梨、洋菇等,都是自岛外引种,“凤梨酥”还变成台湾最热门伴手礼。而刘胜雄寄予厚望的“春风”,是新社“种苗繁殖场”改良自69号桃树品种。为稻农陈燕卿赢得“十大经典好米”的,是桃园区农改场2004年推出的“桃园3号”香米品种。育种成功后,农改场会通过农会,召集农民开“发布会”,并以产销班为单位大力推广,包括试种期购买优惠,售货后还伴之以技术辅导等手段。另外,有机农业兴起,不用农药和杀虫剂来防治虫害,成了重要课题。1997年,苗栗农改场在原本是台湾蚕丝试验所的大湖分场,成立“天敌繁殖工作站”,培育繁殖天敌,如草蛉、椿象、瓢虫等,提供给农民,用来对付害虫。

攻克尖端技术不难,难的是,如何让尖端理论服务于最基层农民。这得益于台湾的农业推广体系。

台湾农业推广体系以各地农改场为中心,结合九所农学院校与六家农业试验所的技术力量,提供推广教材,或直接开办观摩教学;行政上,由“农委会—省农林厅—县市农业局—乡镇公所”负责,交由各级农会执行。基层农民最熟悉的技术单位是农改场及农试所。

九个农改场,七个是“辖区场”,顾名思义,有自己辖区。再细分,每名技术人员分配有责任区,跟自己区内农民联系紧密。新社的农改场是专业场,负责种苗培育,及建立种原资料库,保存原生种的种子。但与农民的连接仍然紧密。比如育种成功,会及时向育苗公司进行“技术转移”,使其尽快普及,惠及农民。也会通过农会,办系列讲习班,讲解肥料农药操作等。刘胜雄的亚磷酸即获赠于此。

农试所与农民也关系密切。新社的大部分菇农,都认识农试所的博士,因后者常来给他们解决问题。按产业设置,台湾设有农业、林业、水产、畜产等六个农试所,重点工作是优良品种选育、种植养殖技术研究、病虫害防治研究等。以“农业药物毒物试验所”为例,农业局进行的田间抽检,标本都是送到该所。同时,它也面向民间,是许多私人组织,如陈燕卿的稻米产销班、“主妇联盟”等团体的检验单位。每次检验,费用约四千五百元。但陈燕卿是当地农改场辅导对象,可免费—不仅是生产技术的支持,还包括便捷低廉的检验单位作为整个环节的配套服务。

台湾的农业推广是一个立体结构,多个单元可相互流通。农民可以主动寻找,通过产销班、农会、农改场、农试所、各种民间协会、就近大学如中兴大学,寻找帮助;反过来,新技术也通过产销班例会、讲习班等形式普及,并印成免费赠阅农会会员的《农情月刊》或《丰年》等印刷品推广。

具体以肥料使用调整为例。台湾的化肥用量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达到顶峰。过度使用化肥导致土壤酸化、地力衰退,还污染人们赖以生存的土壤、水资源及生态体系。反思共识,是减少化肥。但,养成依赖的土壤,对化肥需求只会越来越多,减量,会不会减产?这是农民最大心病。农改场针对不同作物,推出一系列实验,证明合理施肥,不会减产。如台中区农改场2012年6月8日在彰化县永靖乡办理的苦瓜合理化施肥示范成果观摩会,展示以农民惯用肥量种一组苦瓜,另种一组“减肥苦瓜”,先诊断土壤,针对土壤磷及钾含量低,在基肥与追肥部分适量补充,为确保肥力有效,采取“少量多餐”,分多次追肥,并掩埋覆土以免流失。实验结果显示,产量相同的情况下,减肥苦瓜少用百分之六十七的化肥,每公顷约可节省三万五千零九十五元成本。4

减化肥,但是增加技术投入。近几年,各区农改场免费提供土壤肥力与作物营养诊断服务,检测对象包括土壤、植物体、灌溉水、肥料等,农民可快递样品,也可请农会农事指导员代送,约两周后可获得检测报告,内容包括土壤改良及施肥建议,亦可通过农改场网站查询结果。农民有施肥等问题,也可电话咨询,若是土壤问题,由土壤肥料研究室解答。若为病虫害,则转送植物保护研究室。栽培问题,则送作物改良科。

设在各地农改场的“农民学院”(参见稻农王连华的故事),进一步促进“专家—农民”的直接交流。

农友也各有奇招。高接梨是东势农民张榕生嫁接日本梨穗于横山梨上,于亚热带的台湾生产出品质优良的温带梨。在他之前,台湾桃农,在本地的苦桃母株上,嫁接日本水蜜桃花苞,种出甜桃。产销班中农友们的讨论、产销班的相互观摩,令每一滴创想都汇入群体智慧的河流,汩汩流淌,灌溉四方。

 

农友之间的陪伴 

刘胜雄的农业知识约来自四个渠道:身体力行、农改场、中兴大学的教授、其他农友。

中兴大学在日据时代建立,最初是“农林专门学校”,后为台北帝国大学附属农林专门部,是有近百年历史的农林类大学。

从去年开始,刘胜雄每个月都去听课。之前是自己摸索,现在发现,听课也有好处,“他们比较专业。它提前会发通知单,哪天是什么课,假使跟我有关系,比如讲桃子枇杷,我就去。一个月有一天,即使不是会员也可以去听。还管饭呢。”

针对农民的教育,需要特别通俗易懂吗?并不!农民自己是行家,一点即通。农作物有病变,就拿去给教授看,“他讲给你听。讲归讲了,有一些跟实际的不一样,我们就说,诶,这个,跟我们的不一样。我的比他好,我就不听他了。老师不是所有的都知道,也是农民的经验告诉他的。”农业技术来自经验,来自大量重复所得,比如培育一个新品种,实验的人要在各种环境都种一种,最后看哪种环境长得最好,哪里的环境不适合。最终汇集报告,和农民交流。在这经验即权威之地,农民谈起专家,既有对知识的推崇与尊重,又有提起同行的随随便便与漫不经心。

上大学需要什么手续?学费贵不贵?他加入一个协会,“中兴大学高品质安全农业协会”,一年会费一千五(刘胜雄四十公斤蔬菜的价钱),会员可免费听课。

另外,农改场新品种培育成功,要做发布会,由农会通知农民。身为新社果蔬第二十二产销班班长,刘胜雄每场都到。说到产销班,他用的是另一个词,“研究班”。“农事研究班”,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农会辅导农民成立的农事小组。八十年代,改为“共同经营班”,九十年代,统一为“产销班”。刘胜雄的这一句“研究班”,透露出的信息沧海桑田。他这班已有一二十年,前班长去世后,时任书记的刘胜雄接任。如今,他七十岁,对班活动不再如年轻人般热衷。产销班,每年农会都要打分,每两年市里农业局也要评比,每种打分都有奖金。“今年我都不想做了,还是打了六十几分。农会有六千块给你。这个钱,大家去玩。假使有七十分,钱就比较多。买有机肥料,市里一公斤还会补助一块五。”

六十多分,不算高。陈燕卿的稻米产销班、新社头柜枇杷产销班,能拿到九十多分。看得出,越年轻,分数越高。不由想到某农会员工说:香菇、花卉班都是年轻人,二三十岁,大学毕业,他们的产销班多有活力!你进去就会觉得,台湾农业有望了。但如果是参加果蔬产销班,你就觉得,哦!

在新社的众多果蔬班中,六十多岁,算是年轻的。刘胜雄的产销班有二十多位班员,真正做农的不到一半,另一半是什么人?“老了,没有地方玩。参加产销班,可以一起去玩。因为我们一年一定会出去一次,大家开会决定去哪儿。你一个人怎么租大巴?”去年,他们去了慈湖、大溪、客家文化馆。

在台湾,自城市返乡务农叫“归农”,在一些“归农”论坛,年轻人们讨论操作可行性:如何买地、学习技术、销售,其中,得票率很高的一条是:参加当地一个好的产销班。对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个快速融入当地,学到必需技术的有效途径。但对于老农来说,技术交流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这大半辈子都在其中度过的组织,在他们无力种地之后,还将继续接纳他们,一起开会,一起出去玩。这种持久的陪伴,是亲情之外、土地之外,农村给予农民的第三重亲密连接。归根到底,一个能够长久陪伴的故乡,才会有归属感。叶落归根,如果没有“根”,又归向何处呢?

 

一根完美的苦瓜

每天傍晚,新社许多人家的门口都会摆出若干纸箱。箱子是新的,支棱挺括。箱面是印刷好的格式,收货人、出货人都已填好。再晚些,会有人来收。

箱中是刚摘下的作物。若是寄给行口,比如刘胜雄的苦瓜,收货的会是某个物流公司。农户和物流的关系,可参照淘宝卖家和快递公司的合作:无须每天打电话,快递员固定时段上门,看你要不要发货;若是走“共同运销”,则是农会的面包车来收货,同一时刻,新社跑着好几辆这样的小车,最后,几辆车的农产品集中装入一辆大卡车,连夜行驶,正赶上翌日清晨果菜公司的拍卖,由农民自己选择去哪个市场。大部分水果蔬菜交易集中在台北“一市”、“二市”、“三重”批发市场。当日大部分农作物的最高、最低、平均价、涨跌和交易量,都会及时在网上、电视及报纸公布,农民可尽快获得行情,作为出货之参考。资讯的透明,也对盘商形成制衡。

这是新社最常见的生活场景,像每日下午,街道上升起的蒸馒头的香味一样。农民自己可以不在现场。发货单填着农户的代号、账号,走“共同运销”拍卖后,扣除运费、百分之三手续费,钱自动打入农民的农会账号。上网输入代号,能查到应得货款;如果是寄给行口,行口卖给零售商后,扣除运费、百分之十的佣金,剩下的打到你的户头。运费 纸箱,通常占销售额的百分之十,加上百分之十的佣金,卖一千块钱,农民能拿到约八百元。运输销售系统的普及与便利,使大部分农民不用担心农作物会烂在地里。同时也有些农民,在开发利润更高的通路。比如网络直销。

农民口中的“果菜公司”“果菜拍卖市场”,正式名称为“台北农产运销公司”,它拥有最大的两个果菜批发市场“一市”、“二市”,中心为拍卖市场,周围是行口,拍卖与零售是两个渠道。行口面向零售商,租柜台并归果菜公司管理。

台湾面积小,物价易受波动。全台蔬果多数集中在“一市”“二市”,尤易造成价格大跌。相对于巨无霸式拍卖市场,小规模的行口价格相对稳定。是以,每个农民都会有若干个固定合作的行口,或盘商。

“农友没有交情,很难相处。”做“248 农学市集”的杨儒门说,假如农民不信任你,任你说破天,给钱也不卖。同时,台湾农业早已市场化,农民对价格非常敏感,家中世代务农的刘昌炀回忆童年:“常看我爸爸和叔叔们讨论价钱是否好,要不要换盘商,但我们不会去问盘商,批发出去的价钱是多少,所以你会发现这是一种自由市场的机制,盘商如果价钱给低了,拿不到货。台湾小,市场讯息高度透明,失去农民信任,会永远退出这个行当。”

如果满足农民的价格需求,又通过信任筛选,这段关系将打上农业社会“天长地久”的印记。许多大盘商的第二代还做盘商,合作的对象由老农变成农二代。刘昌炀的父亲和一位盘商合作十年直至去世,“农业社会,信任很重要。货寄给大盘商是不收钱的,到账期才给。我们只收一个送货单。卖多少,他会告诉我们。我很好奇他们之间为什么没有议价的过程。”

这种合作里,既有农业社会重人情、保守稳固的特性,又有市场经济对价格因素的追求,正是台湾农业既传统又现代的缩影。

行口及盘商,与果菜拍卖市场,一民间,一官方,其发展脉络,也是台湾农产运销发展史。盘商,民间早已有之,如粮商、肉商、蔬菜商,当台湾农业脱离自给自足,进入商业化,盘商亦发展为运销企业。盘商有:产地盘商、中盘商、大盘商……和刘昌炀父亲合作的盘商,只需投入租金租赁货车,固定时段上门收货,运到台北后再做批发,赚取百分之十的佣金;产地盘商,就地收购后,再自行批发给各地果菜批发市场;也有盘商持现金上门收购,通常目标为紧俏的农产品,如新社的香菇;也有“买青”,即还未收获时,低价包下整片地收成。如果该农作物大涨,则可狠赚一笔,手段类似期货操作。未有果菜批发市场时,财力雄厚的盘商可垄断农民的销售渠道,赚取大部分利益。零碎、多链条的销售路径中,源头的农民处于弱势,利润多被中间的大小商人吃掉。甚至,活跃在农村的诸多“贩仔”(农民对盘商的称呼)中,还出现了农民给了货却收不到钱的混乱。缺乏管理的行口也有类似混乱,农民的货物发到台北后,卖价及货款回收根本没有保障。5

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各地果菜批发市场纷纷设立,各级农会积极参与(共同运销的手续费一度是农会重要收入来源),农产品共同运销兴起,由产地集中运输,至消费地之批发零售,结成一体。现代化的农产运销初见雏形。1972 年,“行政院”公布“加速农村建设重要措施”,“改革农产运销制度”列为九大措施之一,在消费地,兴建台北、台中、高雄等大都市果菜批发市场,于生产地推行农会办理共同运销(再次验证,政策通常是跟随民间脚步),至1976年,共同运销已普及台湾各大消费都市,对零散盘商形成有力竞争。争夺战中,一度民间占据上风,因为税务部门通过农会向生产者收税,卖给无固定营业场所的盘商则不必考虑纳税问题,当然农民更愿意卖给盘商。之后,农民或农民团体办理农产品共同运销,出售其农产品,免征印花税及营业税;农民的农业收入免缴纳综合所得税,解决了该问题。至此,“共同运销”成为农产品主流销售渠道。“共同运销”借助农会或青果社集中运销农产品,使其规模化产业化,解决了小生产与大市场之矛盾,得以在小农经济的台湾,建立现代化的农产品销售体系,农民不必再为自己每一季农作物的销售单打独斗。它将台湾农作物的销售,嵌入整个现代化的市场体系中。而官方、民间渠道的竞争,有效遏制其中一方垄断,并促进包括物流在内每一环节的高度分工与成熟。如今,傍晚时分的农村,家家户户在门口摆出当天要卖的农作物,已变得如此寻常。

相较于每年花费巨额预算的“公粮收购”,现代化的“农产运销制度”则是以市场体系解决农产品销售问题。“公粮收购”成本高昂,却未改变稻农困境。同为经营面积人均一公顷左右的台湾小农,种一公顷的稻农一年收益不到十万,不抵去工资最低的工厂做半年工。而种一公顷的蔬菜或水果如刘胜雄,可以达到台湾农户中等收入,靠种菜还能外出旅行。而从市场角度考量,“菜土菜金”,或许也是市场化竞争必须承受的风险。

 

当然,卖农产品,最方便的还是上街摆摊。新社的菜市场,在农会外面的街两边,连绵几百米。没有摊位费、不用交税、地点自便。仔细观察发现,第一,菜市场没有人用高音喇叭吆喝。看来虽不禁摆摊,但对噪音有所控制;第二,果菜凌乱丰富,但多严守界线,退在路两侧一条白线之内,白线是道路和路肩的分割线;第三,卖完收摊,小贩会清扫摊位,用水龙头冲刷地面,直至彻底干净。

怎么做到的?为什么台湾小贩素质如此之高?

摆摊自由,但有严格的垃圾控制。台湾乡下和城市一样,实行垃圾分类。1996年至今,台湾推行“垃圾不落地”及“三合一资源回收计划”,包括:第一,垃圾费随袋征收,丢垃圾要用专门垃圾袋,袋子费用包含了垃圾费,垃圾越少,花费越少。不用指定的垃圾袋丢垃圾罚款;第二,垃圾强制分类。丢资源回收垃圾(包括饮料罐、纸类、玻璃瓶、废光盘等共三十三种)免费。变相鼓励垃圾分类;第三,取消小区门口及街道上的垃圾桶,每天定时有垃圾车来收。家庭垃圾不许丢弃路边,被拍到举报将罚款一千二百元至六千元,举报者可获罚款的百分之五十。

如今,除了火车站、影院等少数公共场所,即使在新社这样的乡下,街道上,垃圾桶也一桶难觅。许多游客都有捏着一张废纸或空矿泉水瓶,一路找不到垃圾桶,直到回酒店才得以放下的经历。

每日傍晚,《少女的祈祷》乐声一起,家家户户即微微骚动,继而,人手一袋垃圾,齐刷刷站路边等车来的场面蔚为壮观。垃圾分一般垃圾和资源回收。乡公所清洁队一次来两辆车,一辆是可回收垃圾,一辆是一般垃圾。厨余垃圾属于资源回收,倒入垃圾车中的专用厨余桶。一切垃圾,从收集源头就分开。

重点是厨余垃圾。华人饮食汤汤水水太多,厨余垃圾会造成垃圾湿度高,焚烧时用掉更多的油,产生更多二恶英等有害气体。“台塑”集团和当局合作,成立“厨余回收”系统。首先,免费给家庭发放厨余桶。厨余垃圾倒入桶内,交给乡公所清洁队,清洁队交给“台塑”;二,以此为原料,制成有机肥。一部分返还市里,用于公共绿地、云林的亚洲蔬菜中心等。剩下百分之七十,生产有机蔬菜;三,针对台湾人口老龄化趋势,结合私立的长庚医院疗资源,成立长庚养生文化村,入住者每人每月约两万元。有机蔬菜直供养生村,作为“健康膳食”,月收费约四千五百元。

刘昌炀讲完这一串流程,评价说:不能只靠公部门。他们其实很无能。有时还是要企业,把整个环节设计清楚。

和许多政策一样,这同样是民间与当政者角力的结果:台湾垃圾最初采取露天堆置、填埋,爆发垃圾污染,填埋场爆满,新址难觅,选在哪里都遭遇猛烈抗议。当局意欲推行垃圾焚烧,“一县市一焚化炉”,却被各县市的“反焚化炉运动”逼停。包括“主妇联盟”在内的民间团体一边推行垃圾分类,一边游说当局停建焚化炉,实行垃圾分类。现今的政策,即公部门向民间学习的结果。根据台湾“行政院主计处”及“环保署”表示,台湾垃圾回收率,从1998年的百分之五,至2010年达到百分之四十八点三。而垃圾分类后,垃圾量大减,已经兴建的焚化炉都面对垃圾不够烧的窘境。

 

刘胜雄何不摆摊卖菜呢?传统中,农民只管种。卖,历来交给商人。如果农民整天摆摊,谁去种地呢?

也有灵活的销售渠道。有些菜农,清晨采摘,挑到路边叫卖,卖得差不多就回家。

刘胜雄的灵活渠道是他在东势区开补习班的二女儿。每天早上六点多,女儿带些蔬菜到东势,摆在补习班门口,上课时收起。久了,有人知道这里菜便宜,没农药,会特意来买。

“说实在的,我女儿很辛苦,我每天都让她卖菜。不是她的本业。”他的苦瓜种得很漂亮,在乡下卖不上价钱,每公斤只四十几块。这是比较丑的。这种寄到台北,更不值钱。顶尖的运到台北,运费、箱子钱自己出,一箱一千块(二十公斤)的话,他只能拿八百多,还是合一公斤四十块钱。

但仍然要发到台北。产期到时,每天摘几十上百公斤,一个地摊根本消化不完。

刘胜雄有四个孩子,二女儿在东势开设补习班,老三儿子也在补习班教书。他俩住在家里。他亲热地管自己儿子叫“宅男”。又替女儿担心:补习班一个店面,每月租金四万多,还要再请两个老师。一个月这就要多少钱!

会不会希望孩子也来务农?他含蓄地说,补习班,到某个年纪你还能做吗?以后五十几岁了,你做什么?我现在帮他基础打好。

在许多都市人喊着“三十岁就退休”“真不想去上班”的同时,农民对自己的职业却有一种奇特的忠诚。许多都市人视“退休”为自由解脱,可是农人会一直做到做不动。农人的抱怨,是农作物卖不上好价钱,但他们很少抱怨农活本身、土地本身。好像土地给了他们一些城市里的水泥地给不了的东西。

不到半小时,衣服湿透。挑件干的换上,湿衣服挂回去晾。明白了棚子里为什么会挂几件T恤。农民在地里的时间,可能要超过在家。山下建更衣处,山上修厕所,都是为了让自己更舒服。

山上果园外,他像将领巡视防线,白色肥料袋上,黏到的蚊蝇并不多。即使这样,即使防蝇网像蚊帐一样遮得严严实实,苦瓜一露头,仍立刻套袋。果蝇叮一口,可以放十只虫。它能够叮十颗果实。“一半公的,一半母的,想想那是多少!”地头放着塑料盆,十几条苦瓜淹在水里。他掰开一根给我看:全是虫,活的。生虫的苦瓜被抓来淹水,发酵做有机肥。在农业的循环中,自然界的一点一滴都不会浪费。

台湾农民对价格的敏感、技术上的精雕细琢,在刘胜雄身上高度呈现。他对土地兴致盎然,仿佛脚下踩着宇宙的无限可能。山下菜地,每逢台风就涌泉水,去年,他终于想到办法,挖开土地,埋四个直径一尺半的水泥管。然后叹:直到这种年纪才想到。技术的追求永无止境,不满足向农改场求救,索性去上大学,从“怎么办”到知道“为什么”。不像许多老农依赖农会,也抱怨农会。他几乎不提农会,不走“共同运销”,而是自己卖自己的,因为他够强大。他对技术的无止境投入里,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农业黄金时代的印记(普遍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土改、农会改组、科技投入开启台湾农业高增长通道),他相信技术、相信付出就有回报。他是1953年农会改组后培训出的第一代新农民,挺过残酷的清洗式的“产业结构调整”,在二十一世纪的成果展示。他的苦瓜,硕大丰美洁净,毫无瑕疵,在有机渠道、网络直销出现之前,他是大众渠道中的胜者与王者。这也是他对“农委会”(即台湾“行政院农业委员会”)的“吉园圃”验证毫无兴趣的原因,在菜市场,一个标章,远不如一根完美的苦瓜本身更有说服力。在他的时代,他做到了最好。而新时代农民的烦恼,不是他的烦恼,作为一名农业大军中的即将谢幕者,他不再是主演,就像他不再想管理他的产销班一样,他的精力从外部逐渐收回,聚焦在脚下这一甲地上。

他每天来地里,上午几小时,下午几小时,像上班。果实日夜都在长,果蝇日夜也在长,地里的收成和麻烦日夜都在长,他有干不完的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