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根辰雄是东京某大学的法制史教师，同时也在另外两所大学讲学。

山根之所以对东洋史十分关心，当然是因为日本的古代法制与中国的古代制度有着密切关系。也因为这样，法制史学者大都精通东洋史。

其他学者几乎都从汉语典籍展开研究，山根的研究视角则略有不同。他关注的是外国的东洋研究。正如学术世界的其他领域，如果只进行常规研究，只会被埋没在先行研究之下，无法引来关注。换言之，瞄准盲点会产生更大效果。但山根的情况可以说是：由于略微偏离常规，因此有趣得多。外国的东洋研究文献中，当属与中国领土接壤的苏联的研究书籍最有特色。英法两国也有许多东洋史书，但就特殊性而言，尽管总体“相对落后”，还是俄罗斯帝国时代的文献尤为突出。众所周知，《汉书》和《魏志》中出现的“西域”匈奴、乌孙、康居、大宛、奄蔡等国都位于现在的中国西北和苏联境内，这一地缘传统经常出现在十九世纪俄国的东洋研究中。

山根早在五六年前便频繁光顾旧书店，四处搜罗俄国的东洋研究书籍，但是这类书籍数量非常少。因为英、法语书籍尚且有人能翻看，俄语书籍就很少进入日本了。山根自身因为父亲曾在外务省担任俄语翻译，在接受父亲教导的同时也展开了自学，因此能够读写俄语。就连俄国的东洋研究，也是他看过父亲从外务省带回来的无用书籍资料后产生了兴趣。

山根时常到横滨或神户这类地方去搜罗旧书，但在东京发现了印有“FUKURA”藏书印的书，后来也不时能遇到。那个藏书印就像把西方藏书票做成了日本式的木版印，椭圆形的外框中刻有罗马字，装饰物只有上下两处空位的星纹。由于椭圆形的线条和中间的文字都歪歪扭扭，还存在断裂之处，故一眼就能看出这是外行人的手刻章。不过，这种稚拙倒也散发着奇妙的雅趣。朱印的颜色并不算旧。“FUKURA”这个姓氏有点罕见，是否应写作福浦或福良呢？

盖有藏书印的俄国东洋研究书籍主要有俄罗斯帝国考古学协会东洋支部刊物、俄罗斯帝国学士院报、东洋学论丛、莫斯科地理学协会刊物，同时他还找到了《喀山市定居异教徒志》《第一次中亚旅行记：从伊宁翻越天山前往罗布泊》《第四次中亚旅行记：从恰克图行至黄河水源，穿越西藏北境》这种探险纪实。而且出版时间都在一八九五年到一九〇二年。

遗憾的是，这些书不够集中。这并不是指这些书散落在各个不同的旧书店里，而是原来的藏书人显然没有成套收集到这些书。山根在收集印有“FUKURA”藏书印的书过程中，渐渐对这个人产生了好奇。他把自己的好奇心与森鸥外创作《涩江抽斋》的动机进行了比较。森鸥外在收集武鉴的过程中，不时碰到弘前医官涩江藏书记这个朱印，便对不曾相识的抽斋产生了好奇。山根虽然不是小说家，但同样对这位前人同好产生了亲近感。
于是，山根决定去神田那家拥有最多“FUKURA”旧藏书（虽然也只是十本左右）的外国图书旧书店“海辞堂”，找老板询问书的来历。

老板说，“FUKURA”这个姓氏写作“深良”，住在港区南麻布五丁目一座大房子里。可是，这些书的所有人已经去世了，所以家人才会将他的藏书整理变卖，只可惜都是俄语，不怎么卖得出去。于是，老板便把书分给了专门出售东洋史著作的同行，然而书在他们那里也只能夹在汉语典籍中蒙灰。如此一来，山根总算明白自己为何会从各处的旧书店买到那么两三本“FUKURA”藏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