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孤独
读大学时，因为喜欢哲学，常常跑去哲学系旁听，认识了一些人。当时有一个同学跟我很要好，他是一个不修边幅的人，留着很长的头发，可以很久很久不洗澡，发出异味，直到全班都快疯掉。好像学哲学的人都会有些怪癖，至于为什么会这样，我也不知道。
有一天这个同学突然很愤怒地跟我说：“台湾根本不可能有哲学。”我吓了一跳，问他：“你怎么这么武断？为什么说台湾不可能有哲学？”
如果说台湾人不了解哲学，我会认同。许多人不知道哲学系在读什么，读了哲学系以后要做什么。然而，不管是希腊的柏拉图时期，或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其全盛时期最强盛的学科就是哲学，或者说是思维——哲学就是在复制一个文化里所有与思维有关的东西。
这个同学继续说：“你发现没有，所有热带地方都没有哲学。”他认为在温度比较高的地方，人会比较注重感官经验，以印度而言，虽然有很强盛的宗教信仰，我们也会将佛学归类为一种哲学，但是那不纯然是逻辑论证、理性思考的产物，大多是从感官发展出的直观思维。
我们现在所熟悉的哲学，其思维模式、思辨模式与希腊的逻辑学有很深的关联。它有一个推论的过程，有理性探讨的过程。当我们和别人交谈时，会希望彼此之间有一个共同遵守的、推论的、辩证的过程，就像黑格尔提出的“正反合”之类的模式，我们会说这是“符合逻辑”。
但是不符合逻辑的感官经验，就不能是一种思维吗？翻译佛经的人，常常会提到“不可思议”，例如《金刚经》里的经义就是不可思、不可议。这种与希腊的辩证逻辑大相径庭的模式，不是哲学？或是另一种哲学？当年一个哲学系学生提出来的问题，虽然不是一个严谨的论证，却让我思考到今日。
不可思、不可议
这个哲学系的同学，当时很喜欢的哲学家之一，是丹麦的齐克果（Sφren Kierkegaard，亦译克尔凯郭尔），他的日记和作品《恐惧与颤栗》，市面上都有翻译本。齐克果所代表的是从基督教思想发展出的一个哲学流派，被视为七〇年代存在主义的前导。他在《恐惧与颤栗》中，谈到了人类对于原始自然和孕育生命的恐惧感，此一论点和《旧约》有关。我们熟悉的基督教教义来自《新约》，也就是经由马太、马可、约翰、路加这些人所传播的四大福音，内容主要是耶稣以爱为中心的思想。
大家如果有机会读《旧约》，如《创世纪》会读到非常多神秘的事迹，出于耶和华对于人的试探，他以命令式的权威决定人的命运，使人时时刻刻存在巨大的恐惧感。齐克果所探讨的就是类似的恐惧。
举一个众所熟知的故事为例。亚伯拉罕年老时才得到一个儿子，宝贝得不得了，有一天耶和华——所谓绝对唯一的真神，在天上突发奇想，他想：“亚伯拉罕平常都很听我的话，是一个很忠实的信徒，是一个仆人。每一年都会到山上，宰杀羊献祭给我。要是有一天我要他献出自己的儿子，把儿子绑起来杀死，献祭给我，他会不会照做？”
如果你对这个故事不熟悉的话，听到这里，会觉得这个神很奇怪，怎么会有这种非人性试探的念头。这不是暴力吗？神怎么会用这么残酷的方法试探人类？我们到妈祖庙拜拜，从来没听过妈祖要我们把自己的儿子绑起来祭神的吧！但在《旧约》里，这种非人性的动作表现，正好证明了他不是人，而是神。
这是不是呼应了佛经上的不可思议？神就是要不可思、不可议，才能够称之为神。
对于影响我们最深的儒家文化而言，很难理解此种人神关系。儒家文化认为，人与神的关系是相对的，神对我们好，所以我们祭拜他。可是基督教不同，他们主张“绝对”的人神关系。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亚伯拉罕得到神的指令之后，二话不说就把儿子以撒绑起来。以撒吓呆了，不晓得他的爸爸要做什么？亚伯拉罕背着以撒到山上，将他放在平常杀羊的祭坛上。刀子高高举起，正要划下去时，天使出现阻止了他，天使说：“神只是要试探你。”
有一次，我在电影院看好莱坞拍摄的《圣经》故事，看到这一段，旁边一个老先生激动地跳起来大骂：“这是什么神？”我完全可以理解他的激动，因为中国儒家是不能接受这种违反伦理的事情，而当我们觉得神不像神的时候，是可以反叛他的。
齐克果所谈的《恐惧与颤栗》，就是类似这种当神做了不像神的事情时，使人对于生命本质产生恐惧。在《旧约》里，神创造了人，将他放到伊甸园里，看他很寂寞，又创造了女人，但不让他们有任何的关系。在伊甸园里什么都可以做，就是不能吃智慧树上面的果子，因为吃了之后就有知识。后来的结局，大家都知道了，只是你是否也想过，为什么神这么奇怪，创造了一个完美的世界，却留下一个漏洞，暗示人类去背叛他？
神创造了人，人却背叛了神，而人在背叛神后被驱逐出伊甸园，开始了生存的意义。这与我们所熟悉的希腊逻辑、理性思维有所不同，但在《圣经》里还有很多类似的例子。例如神因为不耐人的堕落，发动大洪水要把所有人淹死，这不是一种理性思维的表现，神以主观的权威生杀予夺，他可以创造也可以毁灭，而且是“绝对的”创造与“绝对的”毁灭，没有任何理由。然而，他在发动大洪水前，又有点后悔，好像不是每个人类都那么坏，而要把所有的创造都毁掉，好像也很可惜。于是，他找了诺亚，要他造方舟逃难。这里，我们又看到佛经上所说的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这个汉字翻译是相当地精简，让我们不知道要达到如何的“不可想象”才叫作不可思议，凡可以想象、推理的状态就不是“不可思议”。所以宗教，无论是佛教或是基督教，在哲学系统里都归于“神学”，与一般哲学的思维有区别。

多年后，我又遇到当年那个哲学系的同学。他做了生意、发了财，穿着西装，有点发胖，我跟他提起齐克果，他有点失神，反问我：“齐克果是谁？”他可能忘了齐克果，我却忘不了他大学时候说，台湾太湿太热不会有哲学的话。为了成为哲学家，他花了很多钱买了一台除湿机，放在家里整天开着……这大概是成长过程中，第一件引起我对哲学或思维发生兴趣的事。
被简化的思维过程
思维是什么？我们都有一个大脑，经由大脑去思考很多事物，去推论、推理，最后下判断，就是思维。
我在《语言孤独》一章提过，儒家思想影响我们甚巨，而儒家的主张，如孔子的哲学，常常是一种结论式的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一个结论，是可以奉为教条的格言，听了之后不必做太多的思考，照着做就可以了。希腊哲学则恰好相反，把推理的过程、思辨的过程，视为哲学中很重要的一环。我们读柏拉图的《对话录》，在《会饮篇》里面就针对一个主题：Eros（译为“爱”或“爱乐斯”，即所谓“柏拉图式的爱”），以不同的角度进行讨论——发言的有医生、有戏剧家、有诗人，各自提出对Eros的解释。是否会有结论？柏拉图反而不太关心。
如果你习惯阅读儒家哲学的话，读希腊哲学会有一些不耐烦，因为你会觉得，怎么读了好几页还没有结论出现？
在儒家文化强烈的影响下，那个哲学系朋友说的话也许会成真，台湾不会有哲学家，因为我们其实不太善于思辨，也很少有机会思辨。
在“解严”之后，我发现台湾有好多机会可以产生思辨。当一个社会里面出现很多不同且极端的意见和看法时，就是思辨产生的时机。例如兰屿设立核能废料储存场，两种结论性的答案——对或者不对——是两个极端，中间才是思辨的空间。我们很少与人进行思辨，只是急着发表结论，当对方的结论和自己不一样时，就是举拳头决定了。
台湾在“解严”前，没有机会发展思辨，人民不被允许思考，现在可以说出自己思考的结论，却没有人注意别人怎么说，怎么把自己思考的过程，充分地与他人沟通，让别人知道为什么会得到这个结论。结果是，你不接受我的结论就变成我的敌人，演变成对立的状况。
我在好多场合里，遇到这样的状况。大家对于一个问题发表意见时，我不赞成A也不赞成B，可是当我对赞成A结论的人说：“你是不是可以说一下，你得到这个结论的思考过程？”对方已经产生敌意，他说：“那你就是赞成B喽。”
因为缺乏沟通的耐心，思辨的过程完全被简化了。

每次台湾有选举的时候，你注意一下，不管各党各派出来的人，发表到最后都是说好不好？对不对？底下的群众只有一个选择：好或者不好，对或者不对。“解严”后可以使人民思考问题的机会，完全丧失了。
思维最大的敌人大概就是结论吧！任何一种结论，来得太快的时候，就会变成思维的敌人。
当我站在台上授课或是演讲时，有麦克风、有桌子、有舞台，我的语言就已经具有“暴力性”。所以我会经常检查自己讲话的意识形态，并思考要如何让讲出来的话不会变成“耶和华的指令”，而让底下的学生或是听众可以与我一起思辨问题。
这么做不一定会得到好的响应，有些学生反而会觉得累，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一个问题会得到一个答案。老师直接给答案，是更方便、更简单的做法。

有一个老师，他服务于台湾南部的专科学校，他告诉我一件千真万确的事情，在学生的月考考卷上，出现了一道选择题，题目是：台湾的民族英雄是：（1）丘逢甲（2）丘逢乙（3）丘逢丙（4）丘逢丁。
教育的思维模式怎么会变得如此简单？在这么简单的思维模式中，学生即使选对了丘逢甲，意义又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