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贸易之争：九只拦路虎

这个世界很大，世界上人口很多。但是在通向发达国家的道路上，却是无比空旷。在当下的世界，中国是唯一一个正在大步走向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除了中国，世界上其他的发展中国家，现在都看不到能在不远的将来迈入发达国家的希望。不管是中东的沙特，南亚的印度，非洲的南非，东南亚的泰国和马来西亚，南美的巴西、阿根廷，中亚的哈萨克斯坦，还是俄罗斯，它们都还有比较远的距离。
成为发达国家，非常艰难，以至于虽然我们的前方就是发达国家，但是我们的身旁，其实空无一人，并没有同行者。是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显得有点孤独。
为什么成为发达国家如此艰难？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家与国家之间充满了竞争，尤其是大国之间，由于大国的势力范围和影响范围无比广阔，在利益边界处必然会发生强烈的碰撞，从而导致利益和势力的此消彼长。
在过去的50年，除发达国家和地区以外，真正算得上迈入发达经济体的，也就是“亚洲四小龙”和以色列。其中只有一个人口大国，那就是韩国。说韩国是人口大国，是因为它人口过了5?000万。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北美、西欧的人口之和，有差不多八九亿。所以说，韩国的崛起，其实对发达国家还是有一定影响的。想想看，8亿人突然多了5?000万人进来，相当于增加了大约6%的体量。
中国就有点不一样了，5?000万人也就是中国一个省的人口，中国大陆31个省区市，平均人口是4?484万人，这是不得了的数字。有14亿人的中国，进入发达国家行列，那是很惊人的，这个体量比现有发达国家之和还要大，将会完完全全改变发达国家的面貌。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必然会阻击中国，特别是阻击中国制造业的升级。

知识产权诉讼精准狙击

发达国家由于拥有技术优势，同时在长时间发展中形成了完整的专利壁垒和专利保护法律，因此对后来者形成了巨大的障碍。在大公司，往往有专业法律人士数量庞大的法务部，它不仅可以保护自身知识产权不受侵犯，也同样可以成为打击对手的工具。

中微半导体的应诉与反诉
最为典型的就是中国的高科技企业中微半导体。2004年，我国半导体设备技术专家，在全球最大半导体设备企业美国应用材料公司担任副总裁的尹志尧，辞去在应用材料的职务，回国创业，成立中微半导体（以下简称中微）。这对当时基本算一片空白的中国半导体设备产业来说，是件大好事。
由于研发半导体制造设备需要较长时间，中微在2004年成立之后，一直处于全力研发新设备的阶段。3年后的2007年10月，中微研发出应用于65nm至45nm高端芯片生产的设备，大大提升了半导体生产设备国产化水平。
中微的产品才刚刚进入制造厂家试用，还没有开始正式批量商业销售，就被美国应用材料公司在美国加州法院起诉，称中微使用了应用材料的商业机密开发了设备，要求停止侵权并且进行赔偿。当时还没有正式形成销售收入的中微，不得不拿出费用聘请美国律师，同时在公司内部调拨人力应对在美国的跨国诉讼。
应用材料的指控也非常简单：中微申请的两项专利应该归应用材料所有，因为这两项专利是任职中微的4名前雇员发明的，其中包括中微董事长、创始人尹志尧，副总裁陈爱华。
根据诉状，应用材料的理由是这样的：尹志尧2004年辞去应用材料副总裁兼CTO前，一直管理蚀刻产品团队，参阅过公司“大量敏感信息和商业机密”。而陈爱华之前担任另一产品总经理，熟悉该领域大量专利技术。应用材料还表示，当初与4人曾签订过协议，不仅要求其在任职期间所有专利所有权归应用材料，而且即使离开应用材料，一年内申请的专利也全部“假定为其受聘于应用材料期间所发明，所有权归应用材料”。
应用材料的诉讼，当时被普遍认为是一种商业策略手段，这场诉讼持续两年多的时间，一直到2010年1月，双方才达成和解。这也说明应用材料对全球范围内新崛起的竞争对手，具有高度的警惕性。
应用材料起诉中微，只是中微成立十多年来的讼战之一。2009年，美国另外一家半导体生产设备厂家科林研发就在台湾起诉中微侵权，中微积极反诉，最终证明对方专利无效。中微在进入LED芯片制造的核心设备MOCVD机台领域之后，产量不断上升，2017年中微发货量甚至突破了100台，这是非常大的数字。2016年中国最大的LED芯片制造商三安光电，其MOCVD设备数量也才不到400台。中微不仅已经成为和美国Veeco并列的两家世界最大MOCVD设备制造商，而且在不断“侵蚀”Veeco的份额。
2017年4月12日，Veeco 在美国纽约东区的联邦法院对西格里碳素（简称SGL）展开了专利侵权诉讼，而 SGL 是中微的晶圆承载器供应商。同年11月初，美国纽约东区地方法院同意了 Veeco 针对 SGL 的一项初步禁令请求，禁止 SGL 出售供采用了 Veeco 专利技术的无基座MOCVD使用的晶圆承载器，包括专为中微 MOCVD 系统设计的晶圆承载器。这会导致中微的设备生产受到严重影响。
但是此时的中微已经今非昔比，其在MOCVD领域的体量和占有率已经不在Veeco之下。2017年 7 月，中微向福建高院正式起诉 “Veeco上海”，指控其 TurboDisk EPIK 700 型号的 MOCVD 设备侵犯了中微的晶圆承载器同步锁定的中国专利，要求其停止侵权并主张上亿元侵权损害赔偿。2017年12 月初，福建高院同意中微针对“Veeco上海”的禁令申请，该禁令禁止“Veeco上海”进口、制造、向任何第三方销售或许诺销售侵犯中微专利的石墨盘产品。
2018 年 2 月 9 日，Veeco、中微和 SGL 共同宣布，同意就三方之间的未决诉讼达成和解，并友好地解决所有的未决纷争，包括中微在福建高院针对 Veeco 的诉讼和 Veeco 在美国纽约东区地方法院针对 SGL 的诉讼。
中微，由于是从美国回来的人员创办的，自始就极为重视技术积累和专利。公司有专人研究专利和知识产权状况，保证公司使用技术能够避开现有专利的封锁。这其实需要高度的专利相关知识，因为各类专利千千万万，没有专门的技术功底根本无法看懂，同时很多又是只有英文文件，需要具备很强的检索能力和阅读能力，不然随时可能踩到陷阱。
中微这样极为重视研发和技术能力的技术型公司，在过去的十几年，遭到了来自国际巨头的多次诉讼，耗费了大量人力财力投入诉讼战。

华为与美国思科诉讼案
美国思科一直是路由器和交换机领域的全球霸主，在全球数据通信市场占有率一度接近70%。而中国华为公司从1999年开始进入该领域，仅仅3年后的2002年，华为在中国的路由器和交换机市场的占有率就已经直逼思科。不仅如此，2002年6月，在美国亚特兰大举行的电信设备展上华为还展出了其全系列的数据通信产品，不仅性能数据和思科同类产品相当，而且价格还大大低于思科。华为甚至还在美国媒体上刊登广告，广告语是“它们唯一的不同就是价格”。同时2002年6月，华为成立了美国公司，当年华为在美国的销售额比2001年增长了70%，思科产品竟然首次出现了份额下滑。
2003年1月24日，思科在美国得克萨斯州东区联邦法庭对华为提起诉讼。思科提交的诉状长达77页，主要内容是指控华为在多款路由器和交换机中盗用了其源代码，指控还包括华为路由器和交换机命令接口等软件侵犯了思科拥有的至少5项专利。指控涉及的专利、版权、不正当竞争、商业秘密等方面的罪名高达21项。这是思科17年来首次主动提起诉讼，也是华为成立15年来首次被外国企业起诉。不仅如此，思科更是展开广告投放进行大肆宣传，在媒体界造成了广泛的影响。在诉讼开始时，美国舆论几乎一致认定华为窃取了思科的东西，美国几家最著名的财经媒体对华为侵权做出了肯定性报道，还有媒体怀疑华为具有军方背景。
华为向美国方面开放了VRP平台的源代码用于比对，第三方分析人员没有一个是中国人，包括斯坦福大学教授、数据通信专家Dennis Allison在内，对思科IOS和华为的VRP平台新旧两个版本进行了对比分析。其分析结果是：华为的VRP平台有200万行源代码，而思科的IOS则用了2?000万行，其中华为VRP旧平台中仅有1.9%与思科的私有协议有关。同时在思科提出的八大类21项指控相关的2?000多条源代码中并没有发现华为对思科的侵权。
2003年3月20日，华为和3Com的合资公司宣告成立，共同经营数据通信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和销售业务。这是思科与华为诉讼案的转折点。时任3Com公司CEO的克拉夫林随后出庭做证表示，华为的技术和实力是值得信赖的。事实上，在成立合资公司之前，3Com对华为技术、管理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考察，正因为信任才决定合资合作。此后，在双方反复举证，并进行过两次听证会后，2003年6月7日，法庭驳回了思科申请下令禁售华为产品等请求，拒绝了思科提出的禁止华为使用与思科操作软件类似的命令行程序。但又颁布了有限禁令：华为停止使用有争议的路由器软件源代码、操作界面及在线帮助文件等。
2003年10月1日，双方律师对源代码的比对工作结束，事实证明，华为并没有侵权。2004年7月末，思科与华为达成最终和解协议。华为并没有侵犯思科的知识产权，但华为已经同意修改其命令行界面、用户手册、帮助界面和部分源代码，以消除思科的疑虑。
华为、思科、3Com公司向美国得克萨斯州东区联邦法院马歇尔分院提交终止诉讼的申请，法院据此签发法令，终止思科对华为的诉讼，最终全部解决了该起知识产权案件的争议。同时思科日后不得再就此案提起诉讼或者就相同事由提起诉讼。
两年的诉讼战役，让华为进军美国的进程明显受阻，很多客户的合同就此搁置。不只是市场方面的延缓，诉讼的代价还可以从下面几个例子看出来。
华为在美国聘请的Heller Ehrman律师事务所，其负责华为应诉的律师Robert Haslam是知识产权诉讼方面的顶尖律师之一。仅仅是该律师一个人，其收费标准就是每小时630美元，相当于当时一个华为人一个月的
工资。
另外一个是华为和美国3Com成立的合资公司。该合资公司的成立，意味着和思科同样在美国的3Com公司认为华为在知识产权方面没有问题，3Com的CEO甚至还出庭为华为站台做证。当然这样做不是无私的，3Com仅仅投入了1.6亿美元，就取得了华为3Com合资公司49%的股份，而且有权在两年后再收购2%的股份从而取得控股地位；而华为则将自己多年来在企业级数据通信产品方面的资源悉数投入。由此可见，3Com也从这场诉讼中获取了利益。
任正非任命当时华为高级副总裁郭平为应诉总负责人，并迅速组成了由公司知识产权部、法律部、公关部以及数据通信产品团队参加的应诉团队。大量人力被投入这场诉讼战役中。
华为和思科诉讼案，在2003年的中国是最具影响力的财经新闻之一，不亚于2018年的中美贸易战和美国制裁中兴案。在思科宣布起诉华为之后，短短几天内中国互联网上各种关于此案件的评论文章就有数千篇。实际上，中国企业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这类诉讼不胜枚举，即使你完全没有侵犯知识产权，也不得不为之付出巨大代价。
知识产权保护，一方面可以保护创新，另一方面也成为先进者打压后来者的工具。

市场禁入与投资设限

华为无法进入美国已经尽人皆知。2018年4月18日，在深圳举办的华为全球分析师大会，轮值CEO徐直军是这样回答关于美国的问题的。

分析师：我很关心最近在美国发生的贸易壁垒，之前华为和AT&T的合作也流产了。您如何看待和评价美国现在商业环境包括今天中兴再次遭遇美国禁令的事件？
徐直军：作为华为，还是聚焦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不管遇到啥困难，更加服务好客户，才能长期生存和发展。有些事情不是以我们意志为转移的，与其你无法左右，还不如不去理它，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去服务好自己的客户，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打造更好的产品，满足客户的需求。
有些事情放下了反而轻松。

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电信设备市场之一，华为只做美国以外的市场，在2017年就做到了900亿美元，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不仅如此，美国不只是禁止中国在美国销售高科技产品，同时还准备限制中国在美国进行高科技投资。据彭博社和《金融时报》报道，当地时间2018年4月19日，负责监管国际市场与投资策略的美国财政部助理部长希思·塔博特（Heath Tarbert）在2018国际金融协会华盛顿政策峰会上表示，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动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来限制中国在美国涉及敏感科技行业的投资，其中包括半导体以及5G无线通信技术。

高科技产品对华禁售

除了1996年的《瓦森纳协定》限制出口军用以及军民两用物资以外，2015年美国就禁止向中国出口超级计算机芯片。
2015年4月，美国商务部发布公告称，决定禁止向中国4家国家超级计算机机构出售“至强”（Xeon）芯片。在此之前，美国商务部在2月18日发表的公告称，使用了两款英特尔微处理器芯片的“天河二号”系统和早先的“天河一号A”系统，“被认为是用于核爆炸活动”。
此次被禁售的4家机构分别是国家超级计算长沙中心、国家超级计算广州中心、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和国防科技大学，它们被美国列入“坚持违背美国国家安全或者外交利益的实体名单”。不过到2017年底，中国已经使用国产芯片对英特尔的芯片进行替换。以运算速度全球第二的“天河二号”为例，2017年美国已经禁止对中国出售Xeon Phi加速器，但到2017年底，“天河二号”就使用全新的国产Matrix 2000加速器，替换原有的英特尔加速器。
实际上，美国人的对华出口管制清单远不只是“超算”芯片。2018年的中美贸易战，很多网友说，光看双方互相征收关税的货物清单，感觉中国是工业国，美国是农业国。其实不然，美国自我设置限制不对中国出口高科技产品而已。

不合理专利费用和不合理权益

其实给专利付费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利用技术优势获取不正当利益，就会极大地打击后来者的进步。
我国是世界手机设计和生产大国，高通2017财年产生的223亿美元收入中，65%来自中国，而在2016财年这个数字还是57%。仅仅2017年一年高通就从我国获取了145亿美元的销售额，相当于超过970亿元人民币。
2015年2月，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宣布对高通处以人民币60.88亿元罚款，相当于高通2013年度在我国市场销售额8%的罚款。我们看下理由是什么：

经调查取证和分析论证，高通公司在CDMA、WCDMA、LTE无线通信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市场和基带芯片市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实施了以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
一是收取不公平的高价专利许可费。高通公司对我国企业进行专利许可时拒绝提供专利清单，过期专利一直包含在专利组合中并收取许可费。
同时，高通公司要求我国被许可人将持有的相关专利向其进行免费反向许可，拒绝在许可费中抵扣反向许可的专利价值或提供其他对价。此外，对于曾被迫接受非标准必要专利一揽子许可的我国被许可人，高通公司在坚持较高许可费率的同时，按整机批发净售价收取专利许可费。这些因素的结合导致许可费过高。
……

中国发改委的整改措施，除了罚款，以及消除高通以上的霸王条款之外，最大的进步是高通在中国只能按照整机批发净售价的65%收取专利许可费，这大大地降低了我国手机企业的负担，这也是高通在全球首次改变其收费规则。
高通的收费有多贵，可能大家直观感受不到。2015年高通和发改委达成协议的收费规则是这样的：

3G设备（包括3G/4G多模设备）收取5%的许可费，对包括3模LTE-TDD在内的4G设备如不实施CDMA或WCDMA则收取3.5%的许可费，在上述每种情况中许可费基数为设备净售价的65%。

简单地说，3G手机售价1?000元，按照650元收取5%，也即32.5元。4G手机，只要不支持3G的CDMA和WCDMA（一般不实施）收取3.5%，2?000元的手机按照1?300元收取3.5%，就是45.5元。我们可以算下，你买了一部3?000元的OPPO或者小米手机，支付了多少钱给高通。
当然，总的来说，我们也可以看到，随着中国手机厂家在无线专利方面的不断进步，“高通税”[　按整机批发净售价百分比收取专利许可费。
]在不断退坡，3G手机按照5%，4G手机按照3.5%征收，总体的税率在降低。另外随着实力的提升，中国手机厂家对现有专利费率还是不满意。2018年4月4日腾讯科技报道，华为和高通正在谈判，准备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专利授权费的争端。这背后就是华为希望高通降低专利许可费率，体现了华为技术实力的上升。不只是华为，全球手机研发实力最强的苹果和三星，也在和高通重新谈判专利许可费率。

合资的B面

合资并不意味着就是吃亏，但是合资往往只有在双方势均力敌的情况下才会有双赢，作为最大工业产业的汽车产业就是个典型。当年我国汽车工业的“次子”二汽，坚定走合资的路。结果其研发中心不少工程师被当时还在艰苦创业的奇瑞公司招至麾下，结果短短几年时间就开发出了东方之子、QQ等奇瑞旗下的著名车型。一直到2018年，我国几大国有汽车集团，其主要利润来源仍然是合资企业。
设立合资企业，是发达国家企业通过利益分享的方式，和中国主要企业进行利益捆绑，同时让对方将资源投入到合资企业，将骨干人才调入合资公司以获取利润，减弱其自主开发技术和自主发展的动力和能力，控制对方让其在自己的框架内发展，可以有效地掌握其发展节奏。
合资公司某种意义上，就像是一场“婚姻”。看合资公司会不会成功，一定要看双方是不是势均力敌。我国汽车工业集团当年在技术和管理处于绝对弱势的情况下和外方合资，理论上说是市场换技术，但是就单个国有汽车集团而言，根本无法实现对市场的控制。也就是说，市场这张牌并没有在自己手里，而同时自己在技术、管理水平和质量管控上又大大弱于外方合资对象，直接导致在合资企业失去话语权。
相反，我国高铁为什么搞合资是成功案例？当年长春客车和阿尔斯通、南车和川崎、青岛四方和庞巴迪、唐山机车和西门子合作，单看我国四大机车厂任何一家，都是没有对市场的掌控能力的。但是就是因为有铁道部（现为“国家铁路集团”）进行统一筹划，整个中国市场被中方牢牢掌控，在我国高速列车技术能力当时远远弱于外方的情况下，掌握了主动权，成为强者，结果外方不得不进行了技术和制造工艺的转让。
再强调一下，和外方建立合资公司，一定要看双方是不是近似于势均力敌，这就跟国与国、人与人的交往是一样的。如果双方是强者和弱者的关系，那么弱者的利益能不能保证，基本上就是看强者的态度了。合资公司里面，强者一定会占据主导权，同时也会获得更大的利益。除此之外，合资公司甚至成了发达国家阻碍中国自主产业发展的一种手段。
2005年下半年，在深圳市政府的支持下，深受进口面板制约之痛的创维、TCL、康佳、长虹等四家彩电巨头，计划合资在深圳建设6代液晶面板生产线。但在向外国企业寻求技术支持时，或者被干脆拒绝，或者被索要巨额技术转让费。于是他们主动找到了京东方，双方各占40%的股份，再加上深超公司（代表深圳市政府）占股20%，组建了深圳聚龙光电公司（注册资本800万元）。深圳市政府也表示愿意提供77亿元的资金支持。
为了支持“聚龙计划”，京东方立刻组建了数百人的技术团队。但是就在“聚龙计划”的消息传出来后，日本夏普于2006年6月主动向深圳方面提出建设一条7.5代线的计划，导致各方产生了动摇。而长虹干脆撤出去做等离子面板（PDP）了。之后夏普又违背了承诺，要求在控股的情况下转让技术，导致谈判到2007年9月终止。这直接导致深圳的显示面板生产工厂计划向后推迟了两年。

高价设备和原材料销售

典型的就是光伏产业。
光伏产业，目前中国已经占据了世界的压倒性份额。2017年我国多晶硅产量24.2万吨，同比增长24.7%；硅片产量87GW，同比增长34.3%；电池片产量68GW，同比增长33.3%；组件产量76GW，同比增长31.7%。光伏产业链各环节生产规模全球占比均超过50%，继续保持全球首位。
生产光伏组件的生产设备，曾经长期把持在欧美发达国家企业手中。在2006年，中国企业要想搭建一条完整的100MW光伏产品生产线，只能向发达国家企业购买，费用高达1.6亿~2亿元人民币。不仅是生产设备，发达国家还通过高昂的原材料、零部件价格，从中国制造业攫取大量利润，同时也抬高了中国企业的生产成本，降低了中国公司产品的竞争力。
要打破这个局面，中国只能搞自主研发。到了2016年，光伏生产设备行业十种主要的生产设备，已经有七种实现了国产化。这时，一条100MW生产线的工艺设备的投资，仅需要人民币6?000万元左右。由此可见，国外设备商从中国公司攫取了多少利润。
我们当年说，中国光伏产业崛起是非常了不起的，我们曾经经历过“两头在外”。什么是两头在外呢？一边是关键的原材料和设备需要从国外高价采购，另一方面主要的市场又在以欧洲为主的国家，导致我国一边要进口昂贵的进口设备和原材料零部件，同时为了进入欧洲市场，还要花费大量资金进行相关的测试、认证。
做过海外客户出口的人都知道，国外客户很多都有自己独特的“认证”和“测试”要求，这养活了一大批海外的测试和认证机构。
中国制造，真的是无数人通过艰苦奋斗才做起来的。

生态的控制封锁

最为典型的就是IT领域的Windows Intel体系和ARM 安卓/iOS体系，发达国家企业通过先发技术优势，形成了强大的生态系统，让后来者的自主研发丧失了市场需求，变得无利可图。
当然在这里，一定要赞扬下胡伟武博士和他的龙芯团队。他们多年坚持自主研发，光是龙芯团队出来的陈氏兄弟创立的寒武纪，目前估值已经超过20亿美元，就足以成为龙芯团队骄傲的理由了。另外龙芯还开发了大量用于航天设备等的自主CPU芯片，目前销售额过亿元人民币。虽然龙芯在营收方面是家规模极小的公司，要知道2017年中国营收过亿元的芯片设计公司都已经差不多200家了，但是龙芯十余年的坚持，非常了不起。
其实，华为和阿里巴巴的道路更为合理。华为通过获取ARM授权，融入现有生态体系赚取利润，同时利用赚取的利润投入自主研发，逐步地实现国产替代。华为海思芯片不只是在手机领域，在电视、安防摄像头、机顶盒等领域，都实现了大规模商用和自主化，形成良好的正向循环，通过把自己做大之后，逐步摆脱受控制的生态体系。
同样，阿里巴巴通过在西方生态体系中赚取的利润，投入自主研发。现在阿里云计算的数据库Oceanbase，云操作系统飞天，以及2017年整合发布的物联网操作系统AliOS（前身是YunOS），都在逐渐摆脱国外生态体系开始实现自主化。上汽荣威和雪铁龙发布的电动汽车，使用的都是阿里云的操作系统AliOS。华为也同样发布了自己的物联网操作系统LiteOS。
操作系统，在桌面很难挑战Windows，在移动端很难挑战安卓和iOS，但是在新兴的物联网领域，华为和阿里巴巴都发布了自己的操作系统，并且已经形成了销售额。阿里巴巴在汽车行业布局最早，2016年7月发布的荣威RX5上搭载的互联网智能系统1.0，是由阿里巴巴和上汽组建的合资公司斑马智行提供，底层系统基于AliOS。
直到2018年3月，荣威RX5月销量仍然高达22?065辆，2018年4月19日，AliOS 轮值总经理谢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目前，国内车企主要有三种选择：一是采用像AliOS 这种完全自主的汽车操作系统，已经应用于上汽、东风雪铁龙的新车；二是基于安卓手机版自我改良的操作系统，主要由具有互联网基因的新入局的造车商自行研发；三是基于QNX、WinCE等上一代操作系统研发。”“AliOS操作系统在物联网轻型设备上的应用，从底层到上层重新设计架构，和安卓没有任何交集，代码差不多有6?000万行”，“（在汽车操作系统领域）将安卓列为目标，着力超越安卓。事实上，我们胜率很大，国内的互联网服务、理念都比美国先进，我们大概率会做一个比美国人更好、更符合市场的操作系统”。
AliOS的前身YunOS，也曾经在魅族手机上搭载，被阿里巴巴宣传为全球第三大操作系统。由于兼容安卓手机应用，仍被普遍认为是基于安卓修改。但是随着阿里操作系统事业部的逐渐进步，如今AliOS已经可以自称为完全独立自主的操作系统，不仅如此，还获得了国内和国际厂家的认可，如东风雪铁龙、福特汽车等，均搭载AliOS。

贸易战关税打压

美国2018年3月23日签署的备忘录，直接就是面向“中国制造2025”的十大领域进行征税，税率预计为25%，这其实是非常严重的事件。
为什么这样说呢？以前美国只是禁止华为进入美国市场，华为的主力产品是通信设备，因此美国封锁华为，其实只是封锁了中国的一项高科技产品不能进入美国市场。而贸易战对准的“中国制造2025”的十大领域，意味着中国公司被封锁的范围从华为开始被扩大，这大大超过了封锁华为对中国的影响。
中兴被制裁，在国内被认为原因在中兴。其实以美国发动贸易战对中国500亿美元的高科技产品征税为例，中国这些领域的公司，没有违反美国法律也照样被毫无理由地进行精确打击。所以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想找借口找理由真的很容易，即使没有理由没有借口，也照样可以打击你。

直接精确制裁

这次的中兴就是最为典型的案例。美国老是对准华为和中兴不放，就是因为在通信设备领域，华为和中兴已经取得了彻底的胜利，目前处于穷追猛打的阶段。全球4强，华为和中兴在不断上升，而爱立信和诺西则处于节节败退的境地。
华为就不用说了。2014—2017年，如果没有美国的罚款，中兴处于发展良好的状态，净利润连年上升，股价也从2014年的11元左右上涨到现在的30元左右，不到4年的时间股价涨了3倍。就净利润而言，2014年为26.3亿元，2015年为32.1亿元，2016年亏损23.6亿元，但是如果不计算给美国的罚款，2016年净利润为38.3亿元，2017年净利润进一步上涨到45.7亿元。
2018年4月27日晚间，中兴发布的第一季度财报显示，公司2018年一季度营收为288.8亿元，同比增长12.18%；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16.87亿元，同比增长39.01%。中兴宣布该财报没有考虑拒绝令的影响，将会发布基于拒绝令影响的财报。可以说如果没有美国的制裁，中兴2018年第一季度的表现非常好。
我们再看看西方竞争对手的情况。瑞典电信设备制造商爱立信发布的2018年第一季度财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净营收为434亿瑞典克朗（约合317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的478亿瑞典克朗（约合349亿元人民币）下滑9%；净亏损为7.25亿瑞典克朗（约合5.29亿元人民币）。此外，爱立信在2018年第一季度还裁员超过3?000人，事实上，自2017年7月宣布重组以来，爱立信累计裁员总数已接近1.8万人。
根据4月26日诺基亚发布的2018年一季度财报显示，公司第一季度净销售额相比上年同期下降了8%，为49.2亿欧元（约合378.84亿元人民币），而上年同期为53.8亿欧元（约合414.26亿元人民币）；净亏损1.88亿欧元（约合14.47亿元人民币），较上年同期的净亏损4.88亿欧元（约合37.57亿元人民币）收窄61%。
华为和中兴按照这个趋势下去，正在走向逐渐垄断全球通信设备市场。这将成为中国第一个也是优势最大的一个电子高科技产业，因此美国选择中国的这两家主力企业有针对性地下手，是做了精心选择的。
以上总结的只是西方打压中国产业发展的九个手段，其实在这以外还有很多，比如商业间谍，高薪挖走核心人才，对华裔科学家判刑，发起反倾销反补贴调查（中国是全球遭受此类调查最多的国家）等。我们称之为发达国家对中国制造的围剿，而我们针对西方的收购、合资、诉讼、专利费、禁运、禁止投资、禁止进口、生态封锁、高价设备、贸易战关税、制裁等手段的反制就是反围剿。
这些围剿手段，可以说每一项都可能置中国企业于死地，也确实有大量中国企业在这中间倒下了。随便就可以举出一大堆例子：在收购中大量消失的民族品牌活力28、新飞冰箱、小护士；在合资中一蹶不振的自主汽车品牌；在IT生态封锁中消失的方舟芯片；手机品牌里面经营情况不好，却还要向高通缴纳高额专利费的边缘手机品牌；等等。
中国制造的崛起，是在荆棘中杀出的一条血路，能有今天的成绩，是非常了不起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反围剿过程中，最大的共同经验，也是最有效的手段，就是要独立自主，不管合资、收购股权、被制裁、生态封锁、关税、禁售还是其他，独立自主地拥有自己的技术永远都是最好的反击手段。
这也说明，手段只有附着于基础力量之上才能发挥作用，不管对手的围剿手段如何千变万化，只需要加强技术、人才和资本三大基础力量。基础上去了，自主力量够强了，不管对方用什么手段，都可以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