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拉说话声音太大，真叫人头疼。

罗伦通常都会悄悄提醒沙拉放低声音，可是一点儿用都没有。

多年来一直如此。“我的意思是，我都有多长时间没见到你了？”沙拉一边说，一边夸张地挥着手里的酒杯，像女王挥着权杖。琼浆瑶液在壁薄如纸的玻璃杯里荡到了杯口，但是没有洒出来。  

“我们上次见面是……”罗伦记不清了。是两个星期前、三个星期前、二十天前，还是一个月前？一个月时间似乎没多长。

一个月里发生了很多事。她们很忙。她们都是成人。现实就是这样。她耸了耸肩膀。

“总之挺久了。”沙拉放下玻璃杯，从桌子对面探过身来，仿佛要和她密谋什么，“你好吗？”沙拉伸出一只手，仿佛要去抓罗伦的手。

罗伦把手缩回去，这纯属条件反射。她抿了一口自己的伏特加苏打水。冰块叮当作响：在她听来，没有比这声音更悦耳的了，就像英国人的口音或高跟鞋敲在瓷砖上的嗒嗒声，那么优雅从容。“我很好。”

这算什么问题？或者说，这也能算个问题？她还是老样子，她们两个都是老样子。

“你好吗？”这个问题根本没办法回答，只好反问对方。问题的关键是，这成了教理问答，而不是聊天。

沙拉清了清嗓子，嘴角浮出一丝微笑。不过，她脸上几乎总是洋溢着笑容。她没什么理由不高兴的。她魅力四射，她的生活精彩万分。   

“很好。”她说。

不起眼的小酒馆里灯光昏暗，只有几盆可怜巴巴的盆栽，连菜单都是写在黑板上的。她们没事才不会约在这种地方见面。沙拉有个消息要告诉罗伦，她认为这种事必须面对面地告诉对方。她真是应该去探讨那种以谈话改变别人一生的领域，而且这种谈话通常是要收费的，比如：肿瘤学、诺贝尔奖委员会。事实上，她没有什么领域要探讨，她的消息很难改变别人的一生，只能改变自己的人生。她们可是最好的朋友。

虽然每次都是沙拉想安排见面，可她每次又很忙很忙，这真是令人恼火，或者讨厌，或者随便用什么词形容吧。她每周要去店里两次，有时候更频繁，这个计划随时会变化。此外，她每个星期天晚上都雷打不动地陪父母一起吃饭：他们一家三口，亲亲热热地在舒适的豪宅里，烤鸡放在她妈妈四十年前从索萨利托带回来的陶瓷盘里。每次都有烤鸡；有浸泡了几个小时的土豆，和迷迭香一起烤得又酥又脆；还有从老果酱瓶里倒出来的霞多丽。

偶尔会邀请一个客人，有时候是沙拉爸爸的下属，有时候是沙拉的朋友。罗伦就多次受邀成为他们的座上宾，如今恐怕丹也是他们的座上宾了吧，那个温文尔雅、精明能干的丹。那些橙色和黄色的盘子浮现在罗伦的脑海里。其他日子的晚上，沙拉不是跟哪个朋友看电影，就是去剧院，或是和谁在闹市区的书店里看书，或是听讲座，那座剧院有一场舞蹈表演，沙拉妈妈几十年来都在那里观看演出，再要么就是跟那个可靠的丹在一块儿，罗伦几乎受不了丹那张脸，不管怎么样，他们两个在恋爱。然而，打电话的人是沙拉，发短信发邮件的是沙拉：嘿，你在哪儿？怎么都没看到你？下周三见个面好吗？罗伦总是拖了又拖，她喜欢临时起意的惊喜。快乐不能去规划，它会自然而然地到来。

“很有意思。”罗伦毫无来由地说了一句。

“我要结婚了。”沙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