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的冒险让企业家富有，最终让所有人获利

《纽约时报》或许是“新闻纪实报纸”，但《今日美国》自称“国家报”。《纽约时报》在世界各地均设有新闻分社，拥有品位高雅的读者群，《今日美国》则以一种对大众而言可读性非常高的方式传播新闻。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依靠无处不在的《今日美国》简要了解时事、商业和娱乐新闻，对它的依赖性超过任何其他报纸。而且，它的体育版无疑是全美最佳。

已故的艾伦·纽哈斯于1982年创办《今日美国》，当时，美国正深陷经济衰退的危机。他选择的时机似乎与常理不符，但企业家能看到其他人看不到的东西。他们破坏现有的市场，向消费者提供或许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的自己想要的商品。简言之，企业家改善了人们的生活。
由于《今日美国》的成功，纽哈斯成了富翁。正如他有时在每周专栏中向读者传达的那样，他拥有的财富使得他能够领养许多出身贫寒的孩子。

“我是一个贫穷的德俄混血孩子，长在南达科他州，”纽哈斯回忆道，“我父亲在我两岁的时候就去世了。”虽然家境贫寒，但他有丰富的精神世界和做大事的激情。纽哈斯把自己与脱口秀主持人拉里·金（同样出身贫寒，在布鲁克林长大，父亲在他上小学的时候去世）相比，写道：“我和拉里都知道，如果我们想做大事，我们就必须冒大风险。他把赌注下在深夜电台节目上，1978年，他的节目在全国播出。这档节目最终成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拉里·金现场’。1982年，我把赌注放在《今日美国》上。后来，它成了‘国家报’。”

政客和学者常常谴责收入不平等或贫富差距，但他们的苦恼是没有根据的。个人的成功导致贫富悬殊，使得那些尚不富裕的人必须承担风险才能获得财富。金和纽哈斯的成功证明，经济自由在改善不富裕人士的生活条件方面有着出色的成绩。

纽哈斯创办了一份报纸，使得信息的获取变得大众化，金则把赌注押在一档节目上，把富人、名人和博学者的生活带到美国的客厅里。金最终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取得了成功，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创始人泰德·特纳也是一个不安分的创业者。特纳如今是亿万富翁，但他创办24小时新闻频道的想法曾经被他人取笑。他把赌注押在一个点子上，因为他认为应该让更多人了解周围的世界。

不久之前，J.K.罗琳还是一位离异的母亲，贫困的生活条件迫使她和妹妹一起住在苏格兰爱丁堡。在一次接受《每日电讯报》采访时，罗琳回忆了这段穷困潦倒的时期：

我没有刻意，也没有渴望依靠救济生活。这是最令人心灰意冷的事。我不想夸张，但在很多个夜晚，尽管杰西卡在吃东西，我却吃不下。有人以为你会刻意使自己享受救济……你得是个十足的傻瓜才行。

我是研究生，我有能力，我知道我的长期前景是明朗的。我一定与没有信念、最终陷入贫困的女人不同——令人绝望的是失去自尊。无论如何，我的这段时期只持续了六个月。我一直在写作，写作确实拯救了我的理智。一旦杰西卡睡着，我就伸手去拿纸笔。

虽然物质贫乏，但罗琳的精神世界十分富足，她日日夜夜坚持写作，最终写成了《哈利·波特》系列。她把赌注押在自己的才华上，创造了可能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儿童图书系列。

因为债台高筑、家庭破碎、酗酒和吸毒被捕，多米尼克·邓恩想到了自杀，并在20世纪70年代羞愧地逃离比弗利山庄。他在俄勒冈州乡下的双景观度假村租了一间没有电视机也没有电话机的公寓。尽管作为电影制片人的职业生涯已经到头，但邓恩把赌注押在写作上。他的第一部电影剧本惨遭严厉批评，他的第一本书《获奖者》也是失败之作。邓恩在日记中写道：“我从来没有比写剧本的时候更相信我自己。从来没有比那时更快乐。”尽管财务状况捉襟见肘，但他有强烈的成功渴望，并因这渴望坚持了下来。他在2009年去世时，是全球最受欢迎的犯罪小说作家之一。

伯尼·布里斯坦在自传《我该何去何从》中回忆了早期的艰难生活。35岁时，“我欠债，我开始相信，我的生活可能不会有什么起色了”。娱乐行业的同行的成功和他自己的相对失败使他肩负重担。他没有什么可失去的，而且不顾一切地想要证明自己，于是，他创办了自己的经纪管理公司。他的公司到处都有涉猎，从《周六夜现场》到《大青蛙布偶秀》和《捉鬼敢死队》。最近，布里斯坦的公司还参与了《黑道家族》。激烈竞争的好莱坞（他的书的副标题是“除非有人想让你死，否则你在好莱坞就是无名小卒”）的不平等助长了他的创作能量。

1981年，迈克尔·布隆伯格被投资银行所罗门兄弟解雇，但他的遣散费包含1000万美元。不论以什么标准衡量，布隆伯格都是超级富翁。他本可以安逸地退休，然而，他渴望生命中有更多东西，包括将来值得让《纽约时报》写一篇讣告的商业成功。因此，“失业”的布隆伯格开始着手打造属于自己的市场和全球新闻机构，也就是现在的彭博社。现在，他的新闻终端在华尔街及其他地方都是必不可少的，他对此的赌注使他成为全球最富饶城市中最富裕的人之一——一座他从2002年至2013年担任市长的城市，一座还将长期得益于他对慈善事业的奉献的城市。

财富分配不均十分明显，因此，投机政客大声疾呼，反对不平等。你较少听到的是不平等带给我们其余人的刺激。他人的成就能够引发一种积极的嫉妒心理，正如经济学家鲁文·布伦纳解释道：“一个人的嫉妒心越强，就越愿意赌一把。”更理想的是，成功的冒险使一些人比其他人更富有，为所有人带来富足，实际上缩小了“生活方式差距”。

现代商业计算始于1964年，随着IBMSystem/360主机的推出而到来。这款机器是最基础的版本，耗费超过100万美元。只有最富裕的人才能负担得起一台速度和性能会遭到现代中等收入消费者嘲笑的电脑。这些早期计算机的价格令人望而却步，高昂的价格提醒我们注意企业家的附加值。成功者能想到大多数人想不到的事。的确，他们看到的是一个需要解决方案的问题，他们从这个问题上着手工作。

1984年，当迈克尔·戴尔创建他的公司时，苹果公司正凭着苹果二代电脑掀起波澜，但个人电脑依然十分少见，它们只是技术发烧友的昂贵爱好。戴尔的结论是，如果舍弃昂贵的零售展厅，电脑就能以更低的价格向大众出售。他想出了如何将曾经只有富人才可享受的产品进行量产的办法，因此成为亿万富翁。现在，所有收入阶层的人都能使用这个曾经缓慢、巨大、价格上百万、没有网络连接的机器。很多故事都提醒我们，奢侈品只是一个历史概念，戴尔的故事便是其中之一。富人之所以富裕，是因为他们把鲜为人知的奢侈品转变成了普通商品。

直到20世纪70年代，人们还不可能拥有一部电话机。你得从贝尔大妈那里租一部电话，因为给一个街区之外的朋友打电话这一“奢侈”行为，她会向你收取一笔费用。手持电话在20世纪70年代根本不存在。但到了1983年，摩托罗拉已经推出DynaTAC8000X。这是个“砖块手机”，因为出现在奥利弗·斯通1987年的电影《华尔街》中而闻名。它不能装进口袋，由电池供电，只能待机30分钟，没有现在的手机标配的文本信息、电子邮件和动画功能。一部和《华尔街》主角戈登·盖柯一样的手机得花掉你3995美元，还不包括每月服务费和长途通话费，这两者的费用也得好几百。因此，早期的移动电话非常罕见，通常只出现在富人和名人常去的地方。幸运的是，利润——至少是获利的可能——吸引了模仿者。摩托罗拉开始了手机革新，但很快，其他科技公司和服务供应商也进入这个市场，来服务全球各地渴望与其他任何地方的人取得联系的用户。

有些读者可能还记得打电话回家，来查看留在笨重的答录机上的信息的日子，答录机也已经重蹈付费公用电话的覆辙。也有些读者或许记得眼巴巴地等在电话机旁，等待来自客户、老板或未来配偶的电话的时光。年轻的读者可能不理解，这种相对匮乏的状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常态。现在，我们带着怀疑的眼光看待只有通话功能的手机。我们期望在智能手机上收发电子邮件、上网、看电影，甚至实时观看最喜欢球队的比赛，现在的智能手机功能强大但价格实惠。

一款中等配置、拥有32G闪存的苹果iPhone的零售价为几百美元（如果与无线服务供应商签订合约的话还能更便宜），但在1991年，这样的产品会让消费者付出144万美元。如果在比尔·克林顿当选总统前想买拥有现在各种功能的智能手机iPhone，价格会超过300万。现在的手机价格低廉，用户能够以极低的费用向几乎任何地方拨打电话，这些手机的普及是企业家与资本相匹配的结果——正是这些企业家的成功加大了贫富差距。贫富差距的扩大远远不是破坏社会，而是意味着从前仅供富人享用的商品正变得大众化。资本所有者把稀缺变成丰富，财富不平等就是这一事实带来的重要结果。正如已故的亿万富翁史蒂夫·乔布斯证明，贫富不均是一个可喜的信号，意味着生活方式的不平等（与收入不平等相反）正在减弱。

电影行业的故事同样如此。业内一直存在一种惯例：渴望获得奥斯卡大奖的电影制片人必须在纽约和洛杉矶展映他们的电影，至少一个星期。各类《超人》大片的放映范围一直很广，但就在21世纪初，住在偏远地方的人还没那么幸运，无法欣赏到大部分的好莱坞影片。像《查令十字街84号》这样的影片可能只在“艺术电影院”上映，这类影院只集中在大城市。像百视达这样的录像机和录像带租赁商店缓解了距离问题，但即便如此，住在最偏远地方的人们仍受到限制，无法接触到电影的神奇魅力，
更不用说租赁商店的不方便之处（还记得滞纳金吗）。

创业天才时常以最奇特的方式出现。设法让更多人享受电影艺术的人并非来自电影行业，而是来自硅谷的科技公司。里德·哈斯廷斯和网飞公司克服了音像店的弊端，解决了备货不足的问题，并取消了滞纳金。用DVD取代录像带使得电影能够通过邮寄方便地送达，于是，住在蒙大拿州的网飞公司用户短时间内就可以轻易地观看冷门影片，像每一位住在曼哈顿的影迷一样。

邮寄DVD消除了地理障碍，但问题没有就此结束。哈斯廷斯清楚，下一次革新将会对网飞公司造成冲击，就像网飞公司对百视达做的那样，他知道，时间也是享受好莱坞丰富电影资源的一大障碍，即使观看电影比邮寄DVD更理想。如今，网飞公司的订阅者可以在任何时候通过网站上的视频流观看电影。哈斯廷斯现在很富裕。提高网络容量和速度的革新者使视频流成为可能，他们也因此变得富有。我应该因为他们比我有钱而讨厌他们吗？还是应该感谢这个能够丰富千百万人生活的经济体系？

翻阅每年的《福布斯》全球400富豪榜就可以看出一种非常能说明问题的趋势。美国的巨大财富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货币信号，象征着令生活更美好的创业活动。抗癌药物的生产商黄馨祥是400富豪之一。这份榜单还包括超级富豪的继承人，例如因沃尔玛超市而闻名的沃尔顿家族。他们的财富意味着每个人都有更多机会获得资金，而资金是创造财富的必备要素（见第六章）。今天的沃尔顿家族之所以身家数百亿，是因为山姆·沃尔顿使人人都能获得所有消费品，而且，在他这样做的时候，还让美国人每次到沃尔玛超市购物时都得到一次“加薪”。

约翰·洛克菲勒（1839—1937）可能是美国最著名的富豪之一，如今，他的继承人也出现在福布斯400富豪榜上。《圣经》告诫我们：“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这句话放在19世纪中叶依然适用。洛克菲勒开始以低价出售煤油，卖给那些日落后便进入黑暗的家庭。他通过消除这种不便性来积累原始财富。后来，他把自己的创业天才运用到汽油生意中。在谴责他的巨额财富前，任何人都请不要忘记，亨利·福特之所以能大规模生产汽车，是因为标准石油公司使得人们可以方便地获取汽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