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信竞争的人通常会把查理·达尔文（Charles Darwin）搬出来，以获得认知上的支持。大多数人引用“适者生存”，却不知道这一说法的出处，它不是来自于达尔文，而是来自于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他巧妙地解释了“自然选择”，将他自己偏爱的政治手段附加其上。社会达尔文派的人主张：因为非赢即输的世界是自然的，我们要进一步增强自身的竞争力，而不是质疑自然法则。毕竟，我们是进化竞赛的产物，在这场竞赛中，我们最好的遗传基因得以幸存，其他的则消亡殆尽。

诺曼·特里普利特（Norman Triplett）是第一批社会心理学家之一，他在19世纪末期证明：如果有对手，骑自行车的速度会更快。即使特里普利特后续的很多研究对此结果进行了细化，并称其也有偶然性，但覆水难收，我们都相信了：在相互对抗中，每个人都会更努力地工作，而且效率更高，业绩更好。体育变成一个普遍的隐喻，使得原本明朗的内容更加模糊不清。

当然，胜利者常常对此争论更加敏感。因为竞争为他们效力，他们无法看清自己的策略有什么错误，这可以理解。失败者无法书写历史。而且，不管怎样，竞争充满了乐趣，具有戏剧性，激动人心，赢家只有一个，而你总能知道身在何处。在似乎没有人知道去向何方，或者做什么的时候，那不是再清楚不过了吗？

然而，我们已经知道，个体非理性，市场非有效，尽管如此，它们仍在发挥作用，因此，我们也意识到竞争会经常失效，最优秀的未必总能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而且所谓竞争的效率似乎造成了大量的浪费。

到了“囚徒困境”^[1]大显身手的时候了。该博弈是由加拿大数学家艾伯特·塔克（Albert W. Tucker）设想并命名的，它被用来描述竞争模型及其各种表现形式，已应用到从冷战到兴奋剂的众多问题和环境之中，人们称它们为“社会科学的大肠杆菌”。本书不想过多地谈论博弈论，我对它的实践更感兴趣，在其许多变化之中，有一个发现仍然至关重要：当每个囚徒只想争取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与伙伴合作的时候，他们就会两败俱伤。个体对自利的追逐会导致集体的失败。

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已经严重依赖竞争，寄希望于它能解决我们的问题，激励我们的孩子，鼓舞成年人，重振公司和事业机构。但我们回避了一个令人不舒服的事实，那就是我们对竞争过于崇拜，使得我们没有能力解决它所产生的问题。

仿佛意识到这一点，年轻的一代热切地寻求实现分享、共同创造和信任的工具与环境，它们是人类特有的追求，而且得到了加强。他们越来越不感到失望。进化科学表明，人类进行协作和配合的能力解释了我们能够幸存的原因，因为我们知道如何共同努力，战胜地心引力，建立持久美好和富有意义的不朽业绩。分享信息的新模式、资源整合、复杂项目的组织和新产品的发明大量涌现，充分证明了无穷无尽的创新和充满激情的承诺会广泛而轻易地打败并取代精疲力竭的竞争。本书中描述的利用广泛合作进行创新的个体和组织证实了人类生存协作、分享、眼界和共同深入挖掘的能力。我们进行联合、合作的能力证实了人类具有无限的休戚与共的能力，而语言是合作的终极工具。

我们全都在竞争，但我们不能只有竞争。携手合作是人的本性，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在我们身边的个体和组织都可以向我们显示它的存在。他们知道成长、学习和创造总要依赖各种各样的人和理念，它们可以自由分享，并得到慷慨的赞美。他们懂得公平、安全和信任是无拘无束进行探索的基本需要，这种探索才能产生新的思想。他们不接受靠失败者的数量来衡量成功的标准，而且他们完全排斥“成功可以量化”这一观念。驱使开拓者前进的并非“得分”，激励他们的反而是信仰：丰功伟业是集体创造的，效率因信任而得，安全感能打开思想的闸门。他们可以教会我们一切，他们尽全力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