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athy 冷漠

手里的书掉了，你抬头盯着天花板。狗吃掉了地板上盒子里剩下的比萨，这时电话在隔壁房间默默响了，没人接。你也不在乎是不是你的电话。不像厌倦（boredom）的时候仍然想做些什么，冷漠情绪的影响下你会以好逸恶劳为荣。

说实话，这是我们一些人面对沮丧和压力的唯一合理反应（另见：DOLCE FAR NIENTE偷懒之乐）。但是在2000多年前，哲学家赋予它一个更加高尚的作用。

斯托亚学派（Stoicism）是公元前3世纪建立的哲学学派，繁荣了近400年，它认为淡漠寡欲对社会和谐和公正至关重要。该词由a-(without没有)和 pathos（passion激情）构成，原意不同于今天我们很多人（私下里）很熟悉的懒惰惯性。

斯托亚人士相信，为了让人们公正理性地行事，愤怒（anger）、妒忌（jealousy）这样的情绪应该受到抑制。斯托亚学派认为情绪的发展分为两部分，首先是“精神触动”，如害怕得后脖颈上汗毛直竖，目光交汇时像触电一般心生向往；接下来是情绪核心，这时的感觉更加强烈。

学会在自己首次受到外物影响因而情绪波动时立刻中断自己的感觉，并有意识地决定不让这些感觉进一步发展，这是斯托亚人士想要做到的。但斯托亚学派并不认为所有的情绪都是坏的：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描述的理想的斯托亚性格是“充满爱但没有激情”。只有那些会扰乱人心的情绪才需要抑制，以便促进集体利益（见：ANGER愤怒）。

对今天许多人来说，要让生活保持在一种良善平衡的状态里，似乎是白费功夫，甚至很不理智。我们可能觉得，生活中如果没有嫉羡（envy）、欲望（desire）等情绪，那一定会非常寡淡而且枯燥乏味。但造成许多人质疑冷漠的更主要的原因可以追溯到凯蒂·吉诺维斯（Kitty Genovese）谋杀案上。

1964年3月，28岁的吉诺维斯在纽约被杀，尸体躺在公寓楼的地上。谋杀案虽令人痛心，但并非奇闻怪事。令人惊讶的是，第二天报纸上说，楼里38名居民听到了她的尖叫，他们走到窗前看了这场谋杀，但没有一个人呼救。那时，许多社会心理学家认为躲在人群中会使人们变得疯狂。暴民行为的理论和“群体思维”就是来源于这种观点：成为人群中的一员意味着释放原始情绪，做出不理智、冲动的行为（另见：PANIC恐慌）。

凯蒂·吉诺维斯谋杀案却暴露了不同的东西。好像围观群众警惕或同情的感觉变得迟钝了，或者他们想当然地认为总会有人帮忙的。

吉诺维斯谋杀案象征着一种悄然潜入大都市的新“疾病”。心理学家毕博·拉塔内（Bibb Latané）和约翰·达利（John Darley）称之为“过客冷漠”或“过客效应”。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冷漠的定义超越了以往认为的懒惰和无精打采。它意味着失去动机或目的，在我们感到无所适从的时候，我们会空虚，对什么都漠不关心。

冷漠相当于一种挫败感，类似于我们不愿担责解决问题时感到的麻痹和倦怠。心理学家之前也关注过无精打采；维多利亚神经科医生关注“意志缺失”（aboulia），意思是失去意志或动力；更早以前，第一批基督徒害怕一种后来被认为是原罪的“懒惰”（见：ACEDIA倦怠）的状态。但是，拉塔内和达利的实验过去十几年后，20世纪和21世纪的心理学和社会学本科生会学到，冷漠不仅是一种死罪或病态的个体心理，它在不知不觉间能引发反社会行为，但其成因却是群居生活。

事实上，吉诺维斯案的首次报道不完全真实。警长确实跟《纽约时报》编辑提过“目击者”竟多达38位，但记者在未经核实的情况下，就写有38位目击者“围观”了谋杀案却无动于衷。而最近的调查表明只有3人在知道那是谋杀的情况下仍然无动于衷，当然3名也很多，但是人们竟然会相信38这个数字，这个问题值得思考。为什么大众和心理学家都上当了呢？

今天我们感受到事件的双重影响。一方面，像斯托亚主义者那样，我们也许会为自己不用卷入各种激情的冲突而感到高兴，或相信如果没有情绪影响我们，我们就会更公正地行事。另一方面，由于我们认为情绪是所有行动的动机，而冷漠意味着我们失去了感觉的能力，因此它也令人害怕。

吉诺维斯案反映出我们对冷漠的紧张感，冷漠让我们不愿投票、捡起垃圾或报案。因此我们可能就会来来回回地想冷漠到底对我们有没有好处，或是不是对我们十分有害，直到我们感觉不堪重负，就会无精打采地陷进沙发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