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的窑洞最革命：党的理论在不断创新

徜徉在杨家岭，漫步在枣园，徘徊在凤凰山，踟蹰于王家坪。这些来来往往的脚步，缘于这里的世界是一个巨大的磁场，诱惑着每一双思绪绽放的翅膀。

有时候，让人遐想的不只是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也不只是同甘共苦的历史记忆，还有历久弥新的理论光辉。

延安，让人难以割舍，缘于延安的窑洞里存活着中国革命的真理。

（1）以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

站在新时期的拐点，我们可以大胆地鞭挞故纸堆上被历史洪流所泯灭的鼠目寸光，可历史却固执地以自身独有的方式投射着先辈们思想的闪光。胡适曾在《旅京杂记》一文中写道：

现今的人，往往拿西洋的学说来做自己议论的护身符……不去研究中国今日的现状应该用什么救济的方法，却去引那些西洋学者的陈言来辩护自己的偏见。

或许他的立场就像他自己所批驳的那样，阐释着杜威的实用主义。站在辩证法的角度，他的方法论何尝不是我们深化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另一种解读？

1.“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控制下的武汉国民政府公开“分共”，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败，30多万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倒在屠刀之下。随后的“八七会议”确立了土地革命与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这是中共在遭遇最严峻的生存危机之际，于彻悟中的共同心声。毛泽东后来多次对外国朋友提及：

有了共产党以后，就进行了革命战争。那也不是我们要打，是帝国主义、国民党要打。

他要打，我就打。这个方法就是从反动派那里学来的。我们就是从蒋介石那里学来的。蒋介石打我，我就打他。他可以打我，难道我就不能打他呀？

回到湖南的毛泽东，根据“八七会议”精神，领导并发动了秋收起义。但由于敌我力量的悬殊，起义军屡屡受挫，困顿且迷惘。是继续“进攻”中心城市长沙，还是退却？部队内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最后，在毛泽东等人的力主之下，决定“退往湘南”。不容否认，这是一个冒险的决定。因为，这与中共中央要以“城市暴动为中心及指导者”的策略悖逆。当然，该策略并非此时中共中央的独立政见，而是共产国际的影响甚至直接操控下的结果。“退往湘南”是毛泽东从革命实践出发，违背中央意图却最终被时间和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决定。

南下退却也并非一帆风顺，疲劳、饥饿和伤病困扰着这支南下的部队。战士的意志几乎被消磨殆尽。逃跑，在这支队伍中是稀松平常之事，对部队改编和整顿势在必行。于是，便有了历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

“三湾改编”的重大历史意义在于确立了在连队建党支部这一建军思想。更重要的是，此时的毛泽东已经开始思考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的问题。他提出：

我们要和地方结合起来，要取得地方的支持，一方面我们把伤病员交给他们，他们可以把我们的伤病员安置好，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发枪给他们，帮助他们发展起来，这样我们就不会被打垮。

这里多少已有“武装斗争与建立农村根据地相结合的思想”。

这种不成熟但却先进的思想火花，与此时中央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攻打大城市、以城市为中心的思想水火不容，这成为此后这一思想屡遭指责的重要诱因。

罗霄山脉绵延起伏，井冈山层峦叠嶂，季风气候的湿润梅雨，鄱阳湖畔的水稻蚕桑，造就出吴头楚尾、粤户闽庭的鱼米之乡。从城市转向农村，一路南下的起义军历经艰险，终于到了井冈山。

会师有些日子了，岁月相对复归平静，但人们的心情却显露不出一丝喜色，恰如江南的梅雨，阴郁笼罩。对于中国革命前途的思考和忧虑，毛泽东似乎比其他领袖表现得更加刚毅果决，更加理性深刻。

1929年4月3日，毛泽东作为湖南省委前委和湘赣边界特委书记，离开长汀来到瑞金与彭德怀的红五军会合，收到了中共中央2月7日发出的“二月来信”。对于中共中央不切实际的“瞎指挥”，他发出了自己义正词严的反对之声，并以红四军前委的名义起草了回信。此后一段时间，红四军辗转于赣南闽西，寻机歼敌。

雪上加霜的事发生在5月份。是月，刚从苏联回国的刘安恭，由中共中央派至红四军工作，被委任为临时军委书记兼军政治部主任。下车伊始，刘安恭即对毛泽东从实际出发的一些正确主张横加指责。为了解决红四军内部的各种问题，1927年，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会上，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党对红军领导必须集权制”及“反对流寇思想”等正确主张，非但不被理解，反而被冠以“机会主义”的罪名，更从组织上丢掉了前委书记一职，变成了前委委员，并受到了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这是毛泽东人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自下而上的落选。会后，被调离红四军中央领导岗位的毛泽东，带着身怀六甲的贺子珍赴闽西蛟洋指导地方工作。本来由于梅雨天气的影响，他的疟疾就比较严重，再加上此时内心的苦闷晦暗，整个人似乎都显出虚脱之状。

红四军的七大结束了，争论暂时告一段落。但红四军的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更加严重了，如地火一般，随时可能冲破薄弱地带喷涌而出。

历史就像命运一样多变，时而一帆风顺，时而一波三折。此时的红四军在军事上出击闽中和冒进东江连吃败仗，军心涣散。很多军事干部充满离队情绪，要求到地方去工作，红四军濒临瓦解的境地。而此时的朱德没了毛泽东这位娴于组织工作的左膀右臂，也顿感压力如山。

情急之下，朱德主持召开了红四军的八大。但由于红四军内各种错误思想尚未肃清，特别是主观主义、盲动主义、流寇主义和单纯的军事观点，致使红四军在八大召开的整个过程当中都显出无组织性，一个小小的问题就能争论整整两天，前敌委员会的选举结果与七大不差分毫。八大召开的结果其实就是没有结果。

领袖终归是领袖，异于常人的不仅是其非凡的才能、钢铁般的意志，更在于其有流水般包容万物的情怀。经历了红四军七大之后的种种挫折，朱德深感自身组织能力的缺乏。同时，经过反复比较，他也意识到了毛泽东“关于加强军队无产阶级思想和党的组织工作”等主张的极端重要性。毛泽东同志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方向，恰恰是真正符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身处闽西的毛泽东收到了朱德抛来的橄榄枝，从病榻上翻身而起，重新焕发出革命乐观主义和大无畏的精神。

陈毅来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朱德、毛泽东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等五个书面材料，实事求是地报告了红四军各方面的详情，使中共中央正确地认识了毛泽东和红四军。

在接到红四军处于生死关头的消息后，陈毅立即动身奔回福建。他还给毛泽东送去了中共中央的“九月来信”，从路线上肯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并以诚恳的态度打动了毛泽东，将其请回红四军。1929年11月28日，红四军九大（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在毛泽东的主持下胜利召开，这次会议纠正了党内和军队内的种种错误。

在艰苦的行军和残酷的军事斗争中，毛泽东这位“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者”用自己探索出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折服了几位领袖，在斗争中播撒真理、团结同志、纵横捭阖，坚持用中国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真理来建党建军。

《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为反对党内教条主义而撰写的第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清晰地回答了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如何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等问题。20世纪60年代，在回忆创作这篇文章的情形时，毛泽东称：

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它作“本本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需要学习的，但必须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我们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就要做实事求是的调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真理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