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说到底就是自由——有胡思乱想，那就会有创新

从整个人类的视野来看，企业家在过去200年里面整体而言就是一个创新的过程。一个国家怎么变得自由?就是靠技术的进步、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而劳动生产力要提高、技术要进步靠什么?要有分工和专业化。分工和专业化又要靠市场……这样就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一个国家市场越大，分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深，分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深，技术进步就越快，创新就越多，劳动生产率就越高，经济就进一步增长，财富就变得越多。

人类过去的200年，甚至可以说500年，有这样一个循环。从500年前哥伦布去美洲开始，就走向了全球化，人类市场在不断地扩大，分工不断地深化，技术不断地进步，财富不断地增加。在这里面最核心的就是企业家。市场不是自然而然存在的，市场是企业家看到的，没有微信的时候，没有微信市场;没有手机的时候，也没有手机市场。所有的市场都是企业家创造的，分工也是企业家创造的。创新更是企业家的一种基本职能，创新带来经济增长，财富增加，而财富怎么变化新的市场，也可以说是企业家的工作。

今天的中国是普遍的产能过剩，意味着中国的企业家没有进一步增加的财富变成新的市场，我们还在重复的生产，市场上已经饱和。为什么会是这样?

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企业家本身当他们在最初淘第一桶金——1980年代、1990年代，甚至21世纪前些年的时候，仍然是大量市场不均衡的时候。那时候，“低垂的果实”就是生产其他国家已有的产品——我们叫山寨——就可以赚钱，久而久之就不会思考怎么创造新的东西来满足市场。

另一个是我们的社会制度。社会制度使得这个国家的企业家们更愿意去套利还是更愿意创新?相对而言，套利风险不那么大，不确定性也没有那么大，我们只要敢冒险，就可以下海，就可以赚钱。而创新却是完全面临不确定的世界，看到没有的东西、谁都看不到的东西。甚至当你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大部分人都认为你的神经有毛病。在一个不能够容忍这种自由、每个人的权益没有基本的保证、创新的成果没有确定的回报的时候，我想好多企业家不会真正去创新的。

更简单的说，创新企业家比套利型的企业家对制度更为敏感，当一个国家没有一个很好的法制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大量的套利型企业家。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法制，游戏规则不透明、随时在变，每一个人的权利不能得到有效保证的时候，这个国家的企业家不可能真正花时间去进行创新。因为创新需要的不是一天两天，不是一年两年，而可能是三年、五年，甚至十年、二十年。现在任何一个新的产品，除了互联网时代的概念之外，没有若干年的积累是不可能的。

我再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刮胡刀。有一个著名的刮胡刀品牌：吉列。100多年前，吉列这个人是一个小商贩。当他到处走街串巷去卖一些小产品的时候，自己面临了一个困惑：他经常刮胡子，动不动就刮破了。能不能生产出一个又安全又便宜的刮胡刀?所谓安全，就是一般不把脸刮破，所谓便宜，就是刮钝了之后我就可以扔掉，我不需要再去磨了。当他找了好多个技术专家，这些人都说，No，这是不可能的，你没有办法把合金或钢材弄得那么薄，做出那么便宜的刀片出来。但吉列就是不相信，他孜孜不倦地追求，最后花了6年的时间才做出来这个产品，6年的时间对一个创造性的产品来说也许是很短的。我们可以想象几乎所有的创造性的产品面临的都是这样的问题。200多年前瓦特发明蒸汽机的时候，他面临多少次的失败。

要是中国真的从依靠过去的资源配置改进的增长，转向了创新推动的增长，那么我们的企业家必须从套利型的企业家转向创新型的企业家。真的出现创新型的企业家，就需要我们现有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进行非常重要的、甚至根本性的一些变革。这里更重要的是像《大停滞?》作者泰勒•考恩教授讲的：法制，唯有在法制的情况下，政府的权力受到严格的抑制，每个人才能够在未来有一个预期，企业家才会投入持续的创新。

为此，我们也需要整个社会其他方面的改革，包括我们的教育体制的改革。我相信一个国家的国民，特别是我们的大学生、我们的学者，当他们有一颗自由的心的时候，我们才真的有新的想法会出来。我们所有的创新都是从一个想法开始——所谓“新”，就是与众不同，所谓“新”就是大部分人不认同。所以只有到了那一步，我们中国才可能真正维持未来相对比较高的增长。

其实创新说到底就是自由——有胡思乱想，那就会有创新，你不会为了你的想法去冒险的时候，创新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需要的改革太多了。从中国历史上讲，什么时候有创新?魏晋南北朝时期我们有创新，19世纪20年代、30年代我们也有创新，那就是思想最自由的时候。我们现在讲的改革开放制度创新什么时候出现的?那就是思想解放之后，而且如果没有1978年的思想解放，后来所有的改革都是不可能的。

希望有一天年轻一代企业家每个人都可以胡思乱想。我们的创新对人类的贡献，一定要超过我们人口在世界人口的比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学术问题。一个人坐在那儿是很难创新的，我们在座这么多聪明的人圈起来不跟外面竞争，用不了一代人之后我们就不存在了，我们规模太小了。应该是人口规模越大的话创新的速度就越快。中国人占世界大约20%的人口，但我们为世界贡献的创新到多少?有20%吗?但我们历史上有过，历史上有好多的创新，但在近现代，我们连2%、甚至1%都不到。按道理说中国要占到世界20%的人口，为世界创新的贡献应该是40%左右。我们应该在这点上感到惭愧。

我想用一下泰勒•考恩教授说的比喻：我们制度改革为什么这么快?我们采集了大量的“低垂的果实”，但这个果实是会采摘殆尽的，所以未来还是要依赖于我们自己去栽树。让世界其它人也能采摘我们种的树。

我研究创造教育学30多年，既关心创造性人才的培养，又极力倡导大学毕业生积极创业，因为这是克服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关键。那么，我国开展创新到底缺少什么呢?根据创造学的理论和国际创新型国家的经验，我认为最缺少的就是创新文化。如果说物质的力量是巨大的，那么文化力量就是灵魂，是成就事业的驱动力、原动力和核动力。文化是以物质为基础而抽象出来的精神现象，虽然它不能直接改变什么，但文化能够改变人，而人可以改变世界。

英国《自然》杂志网站在评论中国创新时指出：“中国大力驱动创新战略，但反观现实，存在巨大的差距，瓶颈到底在哪里?从根本上来说，创新尚未真正形成一种文化。”那么，衡量创新文化是否形成，其主要的标志是什么呢?一般来说，最主要的标志有三点：首先是社会创新的风气浓郁，不仅人们谈论创新，而且身体力行地践行创新;二是创新的实体组织遍布，既相互激励又互相竞争;三是人心所向，以创新为荣耀。当人人内心都有一种创新的冲动，创新成为人们朴素的情愫和价值观的时候，创新文化不仅形成了，而且是已步入高境界了。目前，世界创新型国家排名前列的瑞士、瑞典、英国、荷兰、美国、日本、德国等，都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创新文化，所以它们拥有最多的创新成果。

如何根治“创新贫乏症”

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离形成这种创新文化还有很大的距离，这需要我们作艰苦和持久的努力。当然，创新文化是一种精神现象，它包含着丰富的内容。根据我的研究，为了创建我国的创新文化，至少应从以下三方面做起。

首先是营造自由、民主、宽松的学术环境。创造性的果实只生长在自由的园地里，自由是创新文化的灵魂，没有自由就不可能有发明创造。什么是自由?自由一词最早源于古希腊，意思是从束缚和虐待中解放出来。按照创造学的原理，创意最初都是源于个人的灵感，而所谓的“众包、众筹、众扶”不免有“大锅饭”之嫌。创意是一位高贵的客人，请之不易，而遁之又无影无踪，因此任何束缚、压抑或是行政干预都会扼杀发明创造。同时，还必须认清自由与民主的关系，自由不会妨碍民主，但有时候民主却会扼杀自由。因此，自由是人们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必须以立法的形式保护每一个创业者自由研究和探索。

其次是鼓励质疑、批判和求异的精神。质疑是通向发明创造的入口，没有质疑就没有创新。文艺复兴时意大利一位哲学家说，追求真理的学者应当是一位异见者。然而，在传统思想的人看来，异端或异见是贬义词，是不允许存在的，或者是遭到排斥的。可是，从创新的观点看，只有容纳异己，方能成就伟大，因为异见往往导致发明创造。在科学发展的历史上，许多伟大的科学家，相对于传统的学说，他们都是异见者，如相对于牛顿的经典力学，爱因斯坦是异见者;相对于托勒密的地心说，哥白尼是异见者;相对于有线电话，第一个发明手机的马丁•库帕也是异见者……因此，世界上没有永远正确的理论和一劳永逸适用的技术，一切先例都是会被打破的，而未来的新理论和适用的新技术，都将由异见者们发现或发明。

再次是支持冒险精神，为有价值的失败唱赞歌。冒险绝非是一味的勇敢，更不是鲁莽，它是创新者的一种精神特质。从发明创造的规律看，是人类的好奇心引起冒险的冲动，而冒险又是一连串追逐想象力的过程，它会点燃创新的思想火花。史蒂夫•乔布斯被称为是“打不倒的冒险家”，正是这种品格使他成为创新的魔术师，不仅创建了苹果公司的王国，而且留下了“创新精神不死”的精神财富。苹果公司的创新文化有一种黏性，它能够同化人、激励人和改变人，这也就是创新文化的魅力。硅谷是美国乃至世界创新的热土，那里已经形成了所谓的“极客文化”，其核心就是好奇和冒险，这就形象地说明了冒险与创新存在着内在的联系。

可是，我国的传统文化是不鼓励冒险的，具体表现为家庭和学校的教育都不提倡冒险，甚至把冒险视为是异端和危险的。日本著名作家中野美代子评论说：“与欧洲人常常为开拓认识世界奔向未知土地而进行鲁莽的旅行及冒险的传统不同，中国人的伦理理念是把认识的疆界限定在五官可及、手脚可触摸空间领域中。”我认为，正是这个原因，才导致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诞生，也使得模仿思维在我国占据主导地位。我国有一句古谚是“胜者英雄败者寇”，于是爱面子、怕失败、怕讥笑等，就成了许多国人不敢冒险的原因。因此，我们必须肃清这句话的消极影响，不妨反其道而行之，对于有价值的失败给予鼓励，甚至要给予奖赏，因为失败乃成功之母。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一个实际行动胜过一打纲领。”我体会他的意思是强调实事求是，力戒空谈，这是事业获得成功的保证。创新之父熊彼特在弥留之际留下遗嘱，其中写道：“行动——光有理想和理论是不够的，只有行动起来，努力改变现状才是对理想的拓荒。”这些都说明，开展“双创”活动，贵在实际行动，只有切实地着力创建创新文化，才能彻底根治我国的“创新贫乏症”。有一句古话说：“三岁看到老”，这句古谚已得到科学的证明，如果幼儿时期的想象力受到伤害，必将导致成年时缺乏创造力。因此，提高我国人民的创造性素质，必须从改革基础教育着手。学校的教育要从“知识游戏”转变为“思想游戏”，以开发广大青少年的想象力，这样才能提高创造性的素质，以有效推进创新活动，确保在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得以实现。

厉以宁：民营企业为什么同样缺乏活力？

在民营企业的成长过程中，我们同样了解到民营企业缺乏活力，从而缺乏信心的例证。民营企业照理说只要是不违法经营，那就不应成为问题。也就是说，民营企业只要遵守负面清单的规定，不触犯法律底线就行了，但实际生活中并非如此简单。

我曾在某一个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地级市进行考察。去之前，就听到一些民营企业家说：“那个地方可不能去投资，因为政府不讲信用。最初对我们这些准备到那里投资的人，作了不少承诺，等后来我们去投资了，过去的承诺都不兑现了，要我们补交这个费、那个费。我们想撤出投资已不行了，但继续投资，盈利已不可能，只好自认倒霉。”还有的民营企业家说：“那时的市领导人同我们谈得很好，但过了一年，他调走了，新上任的市领导人不承认前任的承诺，谈判只好从头开始。”市场经济是讲信用的，工商界要讲信用，政府负责人同样要讲信用，否则谁还敢前去投资呢？

民营企业所反映的问题还是很多。比如说，即使同当地政府谈妥了，但从项目的报请批准，要经过多少道关，每一道关都要缴费，有的还要额外送礼。耽误了日期姑且不算，缴费送礼积累起来就是一大笔钱。这是2012年我听到的情况，估计最近情况会有好转，因为简政放权工作开始了。

在另一个经济比较发达的沿海城市考察时，听到有的民营企业家向我们反映，在这里，登记办企业，程序、手续都比较简单，可是技术改造花费的时间太长。企业想推出新产品或提高产品质量，需要更新设备，却遇到了障碍，不仅要缴一定的税费，并且政府主管部门多次派人下来考察。企业家反映说：“技改花钱不少，除了投资成本而外，还有‘公关成本’。”所以有的企业家埋怨道：“技改不是好事吗？为什么这么刁难我们？”前几年在某个沿海省份就流行过这样一段话：“不搞技改，等死；搞技改，早死！”这样，一般民营企业谁还有搞技改的积极性？

民营企业家所反映的上述问题，清楚地告诉我们：民营企业本应该是最有活力的，为什么有些地方的民营企业越来越对前景不乐观，缺少信心呢？“非公经济36条”、“非公经济新36条”已公布这么久了，为什么民营企业仍然会感到没有“松绑”呢？明确地说，依旧是计划经济体制在起作用，它在束缚民营企业的手脚。

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领域准入问题。为什么有些领域不容许民间资本进入，这是由行政主管部门说了算的。民营企业家说：“‘非公经济36条’中说民间资本可以进入某些领域，大门似乎敞开了，但实际上民间资本进不去，因为还存在着一道‘玻璃门’。”这是指：尽管“非公经济36条”上说对民间资本敞开大门了，但大门敞开后还存在一道“玻璃门”，可以看到里面，但还是进不去。有的地区把“玻璃门”改称为“旋转门”，即民间资本可以进去，但这是一个“旋转门”，一旋转，跟着又出来了，仍被排斥在门外。

还可以举一个例子。民营企业家反映说：“重大项目实行招标投标制，这是公平竞争的表现，按道理上说这是市场经济的做法。但实际上却是保密的，即只把招标投标的信息告诉国有企业，等民营企业知道消息时，招标投标会议已经结束了。”他们认为这就是对民营企业的歧视，也是限制民营企业的手段之一。

虽然上述的主要是几年前的情况，最近已经有所改进，比如领域准入的限制已经陆续取消，又如招标投标对民营企业的排斥现象已经减少，但要破除计划经济体制对民营企业的影响，肃清市场竞争中的不公平、不公正、不公开的现象仍需要继续努力。民营企业进入真正的公平竞争状态，尚需一定的时日。

厉以宁：做好简政放权，要制定三类清单

根据国际上的经验，在简政放权工作中可以向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学习如何制定负面清单、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这对于促进我国行政审批管理制度规范化是有意义的。

这里提到的是三类清单，即市场准入的负面清单、政府的权力清单、政府及其部门的责任清单。下面，对这三类清单作些说明。

（一）市场准入的负面清单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的制定是为了告诉市场主体（包括企业和个人），在市场准入方面什么是不可从事的或不可介入的。这也就告诉了市场主体，负面清单所载明的就是底线、禁区。实际上，这也就告诉市场主体，负面清单没有载明的领域是市场主体可以进入的。这是规范市场行为的不可缺乏的一环。

我们常说企业应当合法经营。这句话虽然并不错误，但却难以实现。这是因为，当我们说“企业应当合法经营”时，需要自己举证“我符合某某法律法规”，举不胜举；而当我们说“企业应当不违法经营”时，要由检举方举证“你违背了某某法律法规”，自己有了辩护的机会，说明自己并未违背某某法律法规。这样，企业心里就有底了，企业投资人和经营管理人就有底气了，从而他们的积极性会增强，企业的活力也会增大。

（二）政府的权力清单

政府是依法执政的。政府的权力清单明确了政府及其部门的权力边界和行使职权的方式。政府的权力清单意味着政府在治理时，必须先有法律法规的授权，法无授权不可为。如果政府在执政时越过了法律法规授权的边界，那就是政府的违法。这是不允许的。政府的违法理应受到法律的处理，包括道歉、赔偿市场主体受到的损失、对行政工作人员的处置等。

市场经济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重大区别之一是：市场经济体制之下政府依法执政，政府的行政权力界限由权力清单表明，而计划经济体制下，则没有对政府行政权力的界限，也不存政府执政的“违法违规问题”。

（三）政府及其部门的责任清单

政府及其部门的责任清单和政府的权力清单有相似之处，但也有区别。同政府的权力清单一样，政府及其部门的责任清单，也表明政府的行政管理必须有法律法规作为依据，政府不能越过法律法规的授权而自行其事。政府及其部门的责任清单与政府的权力清单的区别在于：它比政府的权力清单更加明确地、更加具体地载明政府的法定职责，即政府必须做什么，怎么做，这是政府及其部门的职责所在。也就是说，在政府的权限范围内，法定的政府行政责任是必须履现的，否则就是政府的失职。

此外，政府及其部门的责任清单中还把政府及其部门的履职尽责的程序规范化了、明细化了。这就给公众和企业对行政部门的监督提供了可以实施的标准。

以上所谈到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政府的权力清单、政府及其部门的责任清单，我国还刚实行不久。这些清单的制定是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的重大改革措施。我们期待着在这个基础上，简政放权工作会取得更大的成绩。

臭鼬工厂——美国创新的灵魂和代表

汤姆•彼得斯（美国管理学大师，被西方世界誉为“商界教皇”，顶级商业布道师，被《财富》杂志评为“管理领袖中的领袖”，经济学家称其为“超级领袖”。——热得快注），他认为创新之前首先要改变组织方式，如毛泽东所言“当战略确定之后，确定成败的就是我们的组织”，组织创新是一切创新的前提。美国之所以有很多创新，就是因为其很多组织方式走在我们前面，比如臭鼬工厂模式（创建于1943年，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高级开发项目的官方认可绰号。臭鼬工厂以担任秘密研究计划为主，研制了洛马公司的许多著名飞行器产品，包括U-2侦察机、SR-71黑鸟式侦察机以及F-117夜鹰战斗机和F-35闪电II战斗机、F-22猛禽战斗机等。臭鼬工厂有着高度自治的管理模式，避免组织内部的想法创意等由于官僚主义而被限制。——热得快注）。臭鼬工厂当时用154天研制出美国第一架喷气式飞机，直到现在也是美国创新的灵魂和代表。所以苹果、Google、Facebook、IBM等等企业，一旦要创新，都会首先在旁边新建一个“臭鼬工厂”，只不过各自的名称不一样，模仿的都是这种机制和组织结构。汤姆•彼得斯认为，目前在剧烈变化的时代里，在他所接触的各种组织方式中，混序组织是最富创见和最恰当的方法。

创业就是从混到序

混序组织和管理最核心的就是团队+平台，团队就是一个个小组、项目、团队，平台就是后台的服务支持。

创业就是从混到序，即从0到1，从原来的混沌状态到有规则有组织的状态，从个人到团队到组织，从创意到样品到批量复制，从自律到共识到形成制度，从多样化、混合性到同质化，从自选动作、交叉动作到规定动作，这些从自由的、任性的、不确定的到规定的、不自由的就是从混到序的过程。

创业从最开始有构想、有故事、有人追随，还是混的阶段，因为东西还未成型，方向还未确定，这时就要保持多样性、去自我中心化，让多元的思维和声音进行碰撞。在《重新定义公司：谷歌是如何运营的》一书中，第六章讲的就是创新首先创造混沌，制造这样的环境。

对于很多90后创业者而言，他们任性而自由，混沌不是问题。问题在于由混到序时，需要严格纪律和高度分工配合的时候，做不到踏踏实实埋头做事的工匠精神，所以难以将曝光度转移到产品的认知度上。从混到序的这一步成为一个坎。

另一方面，没有传统的企业，只有传统的管理思想。

哪怕是一个互联网初创企业，如果采用的仍旧是传统的管理思想，那也同传统企业无异。现在的时代，各个企业处于一个分水岭，所以即使是刚刚创业，也要克服内心的控制欲望。天使投资人之所以会更多地去看一个初创企业创始人的调性，是因为控制欲太强、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往往其产品和服务无法直抵人心，注定无法成功。所以要去自己的中心化，从控制到混沌，从个人到团队，把自由给团队和员工。

第二就是从雇佣到合伙，当有人说“把某大咖拉来给自己打工”，那么他的格局也就仅限如此，他的项目也不会有什么前途，这是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这是初创企业要坚决抵制的理念，否则无法共享共赢共生。

第三是并购，真正要长期持续做一个伟大的品牌发展，要从企业内部传承企业的文化、灵魂、精神，与其做一个杂货铺，不如一件事做精、做专、做深、做极致。

创新就是从序到混

创新就是从序到混，是打破，是颠覆，是破坏，是破序重混。

创新不能保守，要做一些破坏性的工作，去掉层级、特权待遇。比如美的集团董事长提到要成为创新型企业，首先把董事长专用电梯、高层的小灶食堂取缔了，虽然这些有点治标不治本，但也算是破的开始。

最关键在于企业内部要采用项目化管理的方式营造混沌的环境，让年轻人敢于创新，而不受上级过多束缚。也就是说，除了企业中有这些想做事、敢做事、能做事的人之外，另一个方面还要学会授权和配给资源，同方方面面把握权力的部门做好沟通和配合。最后要包容失败，在腾讯中称为灰度管理，否则微信这个产品无法在三个同类型产品同时开发中惊艳问世，且不妨碍QQ的继续发展；而反例则是当时最先掌握数字照相技术的柯达，但那个时代的柯达依旧是官僚体制的金字塔结构，如Nokia、摩托罗拉，再有创新的产品由于威胁到胶卷的销量而被压制。

所以，目前很多传统企业是“一个萝卜一个坑”，而混序组织是要把“萝卜”变成“兔子”，赋予他们权力、自由、资源平台，建立分布式中心，让他们能够流动、相互重新组合，才能在预算内支配资金来完成事情。如同碳原子，成为层级式的石墨结构变成木炭不值钱，而输入重新组合后，同样是碳原子会变成钻石。如果将员工钉死在一个个岗位上，采用层级式中心化控制型的管理，员工就不会成为创造价值的资源，而是流水线上的一个个配件，造成人力资源的大大浪费，更不必谈创新。

望闻问切诊东北：体制病　结构病　发展方式病

东北是中国的老工业基地，振兴东北理所当然是国家新时期的重大战略之一。2003年10月，振兴东北的战略性文件实施以来，不能说没有成绩，但问题不少，需要进行反思。我认为，在这一时期，治标未治本，采取的是“短平快”“现得利”的办法，有两个关没有闯，更谈不到闯过去，就是今天看到的“水落石出”的那两个“石头”：一个大石头是“结构”，“结构关”没有过；一个大石头是“体制”，“体制关”更没有过。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第二个十年了。我认为思路需要做重大战略性调整，由“政策投入型”转向结构和体制的“闯关型”。

东北现在的“病”是体制、结构、发展方式“综合征”。近年来，在国内外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原来的体制病、结构病“水落石出”，再叠加人口等多种问题，使得东北的发展速度逐渐放缓，尤其是钢铁、煤炭、石化、建材等几大行业下行压力较大，整个东北进入增长动力缺失期，经济面临巨大困难。透过东北经济下行压力的表层现象，探讨其深层的问题，是根深蒂固的体制病、结构病、发展方式病在作怪。

第一个是体制病。在“国”“民”关系上，到底东北的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如何包容发展？各自产权比例多大为合理？提“做大国有”是不是现在国有比重还不够大？这些问题未能理清。我调查的结论是，国有经济的比重过高，而民营企业不发达。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究竟是“市场决定”，还是“政府主导”？我调查的结论是，政府权力存在明显的跨界，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同时，在企业内部，企业家的作用和职工的积极性也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市场意识和氛围不浓。

体制病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按照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原理，经济体在具有足够弹性和韧性的条件下，有一定的自我修复能力。但在东北，由于市场体制尚不完善，经济体资源配置的灵活度不足，自我修复能力比较弱。在经济下行情况下，当产能过剩严重时，会导致大规模的企业重组兼并发生。但是在东北，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尤其是“僵尸企业”无法顺利退出，阻碍了资源的优化配置。

第二个是结构病。首先是服务业发展滞后。究其原因，一是消费需求减弱。我以辽宁省1993年至2013年20年间的数据为例，从三个层次来“砸核桃”剖析。第一层，从最终消费占全国比重的变化来看，由4.62%下降到3.73%；第二层，在最终消费中，居民消费比重下降，居民消费占最终消费（包括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总和）的比重，由80.02%下降到78.89%；第三层，在居民消费中，农村居民消费比重下降较多，由31.19%下降到17.15%。二是服务业“供给减弱”。据调查，2013年，整个东北地区服务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为37.6%，比全国平均水平低8.5个百分点，而且供给方有逐步减弱的趋势，此乃结构病之一。

结构病之二，由于历史原因，东北三省第二产业比重过高，第二产业中重工业超高，其增加值占工业比重70%以上，尤其是煤炭、石油、钢铁、有色等“原”字头比重过高，而新型工业发展滞后。

第三个是发展方式病，拼资源、拼人力、拼设备，增长方式粗放。东北“投资驱动型”经济特征明显，技术创新对发展的推动作用较弱。虽然从东北的研发力量来看，有一定基础，但相关产业却没有发展起来。这很耐人寻味，原因在于创新动力不足。据了解，2013年，东北地区研究与试验（R&D）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为1.33%，比全国平均水平低0.77个百分点。尤其是在信息革命时代，知识经济发展不够。这些问题都需要冷静分析，实事求是地寻求结论。

总而言之，东北经济的问题不是一个“病”，而是“综合征”“并发症”，因此需要呼唤全方位的改革和转型。

马克思的预言，机器人抢走工人饭碗或称为现实

人类生产方式变革的历史，都是迂回生产方式变革的历史，它把工人从繁重、危险的体力劳动中解放了出来，但同时也带来了技术进步的罪恶：机器对工人的排挤。卡内基的童年，就被产业革命蒙上了浓厚的阴影。他的父母原本在苏格兰从事家庭纺织手工作坊，在机器化生产出现之前，卡氏一家的日子本来过得比较富足。可在珍妮纺纱机出现后，卡内基的家庭作坊便被机器化的大生产淘汰了。小卡内基被迫漂洋过海，过着背井离乡的生活。卡内基并不美好的童年，是技术进步对普通百姓不利冲击的一个缩影。马克思在论述社会化大生产时就曾说过，机器夺走了工人的饭碗；机器化大生产创造的大批失业者，又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提供了产业后备军。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机器化大生产创造了数量庞大的廉价剩余劳动力。因此，失业潮仿佛是技术进步天然而必然的副产品。

然而，卡内基早期的生活，并不代表技术进步对劳动力市场的总体影响。纵观自工业革命以来的全球变化，尽管技术在不断进步，自动化生产不断涌现，但无论哪个国家，并没有长期保持高失业率。格林斯潘曾在自传中写道，纵观全球经济史，失业率并没有因技术进步而上升。这是因为，尽管技术进步属于“创造性破坏”，它会造成那些不能适应新技术的摩擦性失业上升，但它也会带来新的劳动力需求。且由于技术进步带动了收入和最终消费的增长，在新技术冲击形成新的资本—劳动比的均衡条件下，会内生地增加对劳动力的额外需求。无论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技术革命的应用，仍然要严格地依赖于训练有素的劳动力，虽然资本雇佣劳动，但资本的生产依然要依靠劳动，因此，劳动力成本依旧是全球分工与贸易的重要经济变量。正因为如此，才有了依赖劳动力成本优势的“中国制造”之说。

然而，当下的生产技术革命，与之前工业革命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可能截然不同，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问题。

当下的生产技术革命，集中体现为信息化、智能化的机器人生产的出现和广泛应用。机器替代人将成为生产的基本趋势。这不仅意味着，劳动力在国际产业分工中不再是重要因素。据统计，中国已成为全球工业机器人最大的市场，2014年，中国工业机器人销量同比增长54%，珠三角的无人工厂正在兴起。据报道，位于东莞的长盈精密实施“机器换人”计划后，该公司80%的工序将实现无人化；其已实现的机器换人，一台机器手可以替代6-8名工人。更重要的是，机器人生产的产品，次品率更低。这是机器换人计划的一个缩影和写照。机器换人计划正在中国这个全球制造业中心席卷开来。

毫无疑问，如果说，过去的工业化把劳动力从单调、沉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新技术的出现，在淘汰部分劳动力市场的同时，也创造了新的更高层次的劳动力需求。比如，会计电算化把财务人员、清算人员从繁重的“拨算盘”的账务处理中解放出来，农业机械化技术把农业从播种到收割等一系列沉重劳动中解放出来，不仅让工业化有了充足的农业原材料，也有了充足的产业后备军。过去每一次工业革命的结果，都产生了新的产业工人的需求，毕竟，任何工具（生产资料）的生产都还需要劳动力来完成；产业组织一直有资本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之分。那些掌握了新技术的劳动力，不仅可以轻易地获得相应的饭碗，而且碗里装的也更丰盛。

然而，当下技术进步与此前的工业革命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截然不同。以机器人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将使现在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也会变成资本密集型。传统资本密集型的钢铁企业里，将难以见到戴着安全帽在高温下劳作的工作；就连服装、鞋等过去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也都将由机器人一针一线地生产。不仅在制造业出现机器替代人，就连吸纳劳动力最强的服务业，也将会大规模地出现机器替换人的现象。在餐饮业，机器人服务员上菜收盘子洗碗，甚至还能当戴高帽子的“大厨”。在建筑业，集成建筑将使所有的建筑模块都由机器人在工厂完成。高“失业率”将成为机器人生产下的新常态。

因此，马克思所说的，机器将夺走工人的饭碗，在新的工业革命中将成为“残酷”的现实。许许多多的工人（包括服务行业的许多服务员）都因机器化大生产而被迫“下岗”，满大街都是在与机器竞争中“败下阵来”的“无业游民”。资本不再雇佣劳动，资本将雇佣资本本身，结果，劳动力在生产要素中占比下降到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水平，而资本占比则进一步上升至极高。用马克思理论的语义来表述，就是资本的技术构成将因机器人的广泛应用而大幅提高。

被机器淘汰下来的工人可以过上体面的生活

生产中要素构成的变化，意味着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资本所得占比将进一步上升，这又加剧了财富的集中。《21世纪资本论》指出，过去数百年间，资本所得占GDP之比一直在上升。无疑，新工业革命的深化，将强化这一趋势：收入分配将更进一步向资本集中，劳动力所得占比将进一步下降。这不仅仅是要素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它将彻底冲击我们一直赖以的传统收入分配理论。

在此情况下，失去工作的人们将靠什么生活？这就需要政府发挥再分配的作用。经济的市场化改革需要“小政府”，但在机器人生产并以此组织新的生产体系的环境里，当是政府在生产领域中的组织和分配资源的功能的弱化，而在分配领域，则需要更有效率的“大政府”，政府向资本征税，再通过转移支付，“救济”被机器人挤出就业市场的人们。他们拿着政府转移支付而得到的收入，购买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由此形成生产—收入—消费的循环流转。由于机器人不知疲倦地生产和工作，即便给它们低待遇，也不会“罢工”，社会的物质产品并不会因为人们“恶劳”而溃乏，相反，物质产品足够丰富多彩，被机器淘汰下来的工人可以过上体面的生活，有的是闲暇和轻松的心情。那时，“好逸恶劳”不再是简单的道德批判，而是变成了技术与社会进步的重要表征。人，不复是劳动力和生产者，而变成纯而又纯的消费者，消耗着由机器人不辞辛劳生产的各类物质产品。

机器人将颠覆现有的经济学理论与宏观经济政策

机器人生产不仅冲击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还将根本冲击现有的经济学理论与宏观经济政策。例如，失业率或就业率不再是判断经济增长与否的良好指标;货币政策是否还要以充分就业为最终目标？在既有的经济学理论中，失业率是判断经济繁荣与衰退的重要指标。在经济高涨与繁荣期，失业率下降至低于自然率的水平；反之，在经济衰退期，失业率会高于自然率水平。货币政策就是通过调整利率水平，使得实现的失业率与自然率相当，此时，宏观经济总体也会处于均衡水平。但在机器人生产下，劳动不再是重要的生产要素，劳动力成本也将只是生产（可变）成本的极少部分，因此，“失业率”不再与宏观经济的波动相关。这意味着，过去解释宏观经济波动的所谓“自然失业率”理论、菲利浦斯曲线、动态不一致等，都将被扔到理论的历史垃圾桶里。届时，美联储主席及理事们，不再会为利率的调整而设定“失业率”阀值，他们也不会因就业与通胀孰先孰后的不同主张而有鹰派鸽派之分。

同时，生产不再依赖于劳动力成本及工人的劳动熟练程度，因此，基于现行劳动力市场的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体系也将被巅覆，全球贸易量与GDP之比，将随着机器人生产的广泛利用而大幅下降。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各国为之困绕的“全球经济失衡”将机器人参与的新一轮全球产业链重组而自动校正，甚至可以自动地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或者，退一步说，即便全球失衡依然存在，那也是一个新的失衡过程，它不是建立在以劳动力成本之上的全球失衡，而是基于资本和技术自主性和应用率的全球经济新失衡。在这种失衡下，全球最优产品的贸易流向，不是从拥有“人多”的发展中经济流向“劳动力成本高”的发达经济，而是从拥有资本和技术优势的发达经济流向“人”多而技术相对落后的发展中经济体，那时的失衡，将最终表现为发达经济体拥有贸易顺差，发展中国家则拥有贸易逆差。由是观之，基于当下的贸易失衡、全球资本流动的各类国际规则也将失去它原有的意义，被媒体热炒的TPP、各种双边或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将成为废纸一张，由是观之，中国也不必为被排除在TPP之外而自寻烦恼了。

人口红利或将失效，日本等制造业强国将迎来新的机遇

机器人生产也将冲击基于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学理论及政策实践。根据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型，资本和劳动是经济增长中最重要的两种生产要素。劳动供给增长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反之则反是。所谓“人口红利”，其要义之一就是，充裕的劳动力供给及劳动参与率的上升，使得一国经济可以利用廉价劳动力的成本优势而吸收更大量的资本，从而提高了潜在增长率。以日本和欧洲一些国家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因为人口老龄化而出现了长期的衰退或低增长。日本老龄化使日本制造业失去了全球竞争力，也使日本经济陷入长达20年的衰退。中国人口结构拐点已现，人们无不对未来的增长充满了忧虑甚至极度的悲观。现在，国内一些人呼吁放开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主要理由之一便是，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正在蚕食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因此，需要新生的劳动力供给来弥补日渐老龄化的劳动力市场。

这种观点恰恰忽略了当下技术进步对传统劳动力替代的颠覆性影响。由于未来生产要素组合中，资本—劳动比会上升到极高的水平，“人力”劳动将成为生产中极不重要的部分。过去适用于日本的人口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因机器人的出现及其在生产中的广泛应用，在中国可能变得不再那么密切。机器人的诞生，即将改变全球制造业的版图，劳动力密集的国家将不再是全球制造业的中心，全球制造业将围绕资本和技术而展开和布局。孙正义早前在演讲中说到，要让日本在2050年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其信心就来自工业机器人正在改变日本因老龄化面临的尴尬局面，机器人可以“忘我”地工作，其成本还不到“自然人”的十分之一。这就告诉我们，如果说放松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有意义的，那也不应当立足于要解决中国长期增长中“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供给不足的问题。在机器人生产体系中，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的无限供给（相对于劳动需求）会同时并存。鉴此，中国未来产业结构的升级，不仅是最终产品质量与品牌的升级，更是由过去工人流水线的作业升级为智能机器人的流水线生产。只有更高“智商”的机器人涌入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中国未来的制造业才会有出路和希望。简言之，未来全球制造业的高地，不在充裕而廉价的劳动力供给，而在于全球领先的智能机器人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