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浙江余姚人,当代著名散文家,文化学者,艺术理论家,文化史学家。著有《文化苦旅》《何谓文化》《千年一叹》《中国文脉》《山河之书》等。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他被推举为当时中国内地最年轻的高校校长,并出任上海市中文专业教授评审组组长,兼艺术专业教授评审组组长。
二十多年前,他毅然辞去一切行政职务和高位任命,孤身一人寻访中华文明被埋没的重要遗址,之后又冒着生命危险贴地穿越数万公里考察了巴比伦文明、埃及文明、克里特文明、希伯莱文明、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等一系列最重要的文化遗迹。作为迄今全球唯一完成全部现场文化探索的人文学者,他对当代世界文明作出了全新思考和紧迫提醒,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
余秋雨的书籍长期位居全球华文书排行榜前列,仅中国台湾一地,就囊括了白金作家奖、桂冠文学家奖、读书人最佳书奖、金石堂最有影响力书奖等一系列重大奖项。
自 序 书法、昆曲、普洱茶
一
本书名为《极端之美》,还有一个副题,叫“举世独有的三项文化”。对此我要作一些解释。
在商业广告上,“极品”的说法到处可见,但在文化领域就不一样了。文化极品,必须具有五个特性:
一,独有性;
二,顶级性;
三,具体性;
四,共知性;
五,长续性。
概括起来说,所谓“文化极品”,就是其他文化不可取代而又达到了最优秀等级,一直被公认共享的那些具体作品。
精采的学说,算不算?不算。因为那不具体,不成“品”;
国际的赞誉,算不算?不算。因为那未必独有;
本土的特产,算不算?不算。因为那未必优秀;
高雅的秘藏,算不算?不算。因为那未必公认和共享;
……
——经过这么多的筛选,能够全然通过的中国文化极品就很少了。在我眼前只剩下了三项:书法、昆曲、普洱茶。
当然还可能有别项,我一时没想出来。
这三项,既不怪异,也不生僻,但是却无法让一个远方的外国人全然把握。如果他能把握,那我就会上前搂住他,把他看成是文化上的“手足同胞”。
任何文化都会有大量外在的宣言、标牌,但在隐秘处,却暗藏着几个“命穴”,几处“胎记”。
这三项,就是中国文化所暗藏的“命穴”和“胎记”。由于地理原因,它们也曾晕化、渗透到临近地区,因而也可以把中国极品称之为东方极品。
二
只要上了年纪就会明白,最有生命力的文化,一定是那些可以被感官确认的具体作品。甚至,也可以说是“产品”。
这种沉淀着生命的文化,是精神价值的实现方式。
与这种实现方式相比,种种以“文化”的名义出现的抽象讲解、艰深论述,只是一种附属性、过渡性、追随性的存在,似高实低,并不重要。
对于文化的事,不管看上了哪一项,哪一品,都应该尽快地直接进入。千万不要在概念和学理上苦苦地绕了几年,累累地兜了几年,高高地飘了几年,还在外面。
就拿我所说的这三项来说吧:要写字,就磨墨;要听戏,就买票;要喝茶,就煮水。写了,听了,喝了,才能慢慢品味,细细比较,四处请教,终于,懂了。
“懂”,简简单单一个字,却是万难抵达。在文化上,懂与非懂,是天地之别,生死之界。
这一懂非同小可。自己的懂,很容易连接别人的懂。今人的懂,很容易连接古人的懂。当上下左右全都连成一气,抬头一看,文化真神笑了。
三
我把书法、昆曲、普洱茶选为“文化极品”的三元组合,估计会有读者对第三项普洱茶投以疑惑。它,也能成为三元之一?
其实,我把普洱茶列入,是一个提醒性的学术行为,借以申述一个重大趋势:从当前到未来,文化的重心正从“文本文化”转向“生态文化”。普洱茶,只是体现这种趋势的一个代表。
从宏观看,在这三元组合中,书法是纯粹的“文本文化”,昆曲是“文本文化”兼“生态文化”,而普洱茶则是纯粹的“生态文化”。前两种主要代表过往,普洱茶主要代表未来。
我看重文化的感官确认,所以本书配了不少图片。写书法的那一篇,也曾收入另书,但在这里可以直接面对一个个具体的书法作品,整体就活了。
对这三项极品的阐述,书法和昆曲两篇在海内外演讲时曾获得很高的学术评价。但在社会各层面影响最大的,倒是普洱茶那一篇。它曾在一个杂志上发表过,没想到惊动了整个普洱茶行业。从生产者、营销者,到喝茶者、研究者,都在读。我在文中所排列的普洱茶级别序列,也引起了广泛重视。据我所知,现今全国的茶庄、茶客在品鉴和流通那些顶级普洱茶时,大多会翻阅这篇不短的文章。由这篇文章印成的小册子,已在阵阵茶香中发行了几十万本。可见,在今天,生态文化的地位确实已经提高。
为此,我故意把三篇文章的次序做了一个颠倒。先奉上一杯好茶,再听一些曲子,最后以笔墨收尾。
这也给了我一种信心,因此,敢于在本书前面作两个承诺——
第一,固守这三项极品的专业尊严,不发任何空泛的外行之论;
第二,因为已经懂得,所以随情直言,不作貌似艰涩的缠绕和掩饰。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在美学上,“极品”呈现的是“极端之美”。这种美已经精致到了“钻牛角尖”的地步,再往前走,就过分了。因此,“极端之美”有一种临界态势,就像悬崖顶处的奇松孤鹤。我把这种美在这本书里集中呈现,也算是独特的美学示范。
在《君子之道》一书中,我论述了中国儒家的中庸之道对于极端化的防范,但那主要是指人格结构和思维定势。艺术文化,正是对这种结构定势的突破和补充,因此并不排斥极端性。只不过,中国的传统思想毕竟对艺术文化保持着潜在的掌控,这就使极端之美尤显珍罕。
在世间大量论述中国文化和东方美学的著作中,本书以小涵大,三足撑鼎,作了一个大胆尝试。感谢读者参与这个尝试,我期待着你们的指正。
作者于癸巳年初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