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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2月3日，农历辛巳年十月十五日，星期三。今天发生了几件事，让冯九思心里格外地不痛快，恨不得抓住个什么人揍上一顿。
  第一件败兴的事，是日本人又在天津英租界里制造了两起爆炸案，目标都是国民政府在本地的间谍。英国领事兼工部局总董事将警务处正、副处长叫去臭骂了一顿，这两个家伙回来后又臭骂了所有的人。其实大家都知道，自从《有田·克莱琪协定》签订之后，他们已经控制不了日本人，更何况英、法租界还被十几万穷凶极恶的日军包围着。虽然如此，副处长乔治·安德森还是将这些爆炸案一股脑儿都派给了冯九思，并且规定了破案限期，于是冯九思认为，这是对方又在故意找他的麻烦。
第二件是交际花蓝小姐请他给她的“老斗”帮忙，保释那家伙在跳舞厅伤人的浑蛋小舅子。他办到了，但安德森又将他一顿臭骂，说他私吞了事主的贿款。这让他很恼火，险些在办公室里挥拳与安德森“火并”。若是他没被降职，还在担任警务处副处长，这个爱尔兰浑蛋应该仍然是他的手下，也就断然不敢对他如此无礼。
前边两件事都属于最近两年的生活常态，没什么大不了的，最不同寻常的是第三件事。昨天深夜，达文波道一家小膳宿公寓里有个男人被杀，这原本也无关紧要，不想，中共党组织却派人来调查此事，而派来的那人竟是他今生今世都不想再见到的杨炳新。两年前，正是因为杨炳新的失误，才导致他在警务处被降职，同时也让他在党组织内部变得不再受重视。
“你认识他吗？”在“尸”满为患的停尸房里，冯九思问话时连眼皮也没抬，因为他不想看到杨炳新脸上的那股子不信任的神气。
杨炳新将十指交插放在肚子上说：“这个模样可看不真切。”当着“看尸人”的面他们只能打手势，冯九思注意到杨炳新已经确认，这正是他们要找的人。“看尸人”打水清洗死者的脸，现出那人脸上、头上的多处伤口，脖子上有一道明显的环形绳痕，但最触目惊心的，还是那人被割掉了鼻子。

“看尸人”凑趣说：“这得有多大的仇啊，让人下了‘阿鼻地狱’。”冯九思知道此人没别的意思，只是在讨赏钱，但杨炳新太穷，必定舍不得打赏，少不了还是得由他“破费”。
从停尸房到案发公寓很近，冯九思把杨炳新的身份从认尸的亲属“提拔”为便衣巡捕，但他身上的那件旧蓝布棉袍和头上沾满灰尘的旧呢帽却与新身份差异极大。二房东对死者了解得不多，只说：“昨天晚上有人来找他，其实每天都有人来找他，后来我就睡了，没听见什么，早晨催他交这个月的房租时，才看见他死了。”冯九思问：“来了几个人？哪国人？”二房东说：“两个，也可能是三个，不像小日本儿，个子挺高的，没长罗圈腿……”
这时，他突然发现“便衣巡捕”杨炳新正捏着根一寸多长的铅笔头在做记录，手中的本子是旧报纸的白边裁开后用针线缝上的。他连忙移步挡住二房东的视线，从身后将警务处的专用拍纸簿塞给他，同时心中恨道：要节俭也得看自己扮演的身份，你这样子哪像个贪污腐败的租界巡捕，明眼人一看便知是共产党。
离开公寓，他领着杨炳新就近来到一家小咖啡馆，故意给对方要了一杯难以下咽的清咖啡，给自己要了一杯热巧克力，然后问：“要不要我写份报告？”其实他心里巴不得早点儿摆脱眼前这个人。他这样想绝不是不愿意跟党内同志亲近，恰恰相反，近来他曾多次申请调回去与同志们一起抗战。他只是不愿意见到杨炳新，因为他怀疑这家伙可能是他的“灾星”，只合作了一次就给他带来那么多的麻烦，坏了他过好日子的兴致。
杨炳新显然正在努力控制脸上的肌肉，以免流露出过分强烈的情绪，只把愤怒的眼神放在咖啡上问：“你怎么看这件事？”冯九思摇头道：“不是敌人干的，应该是私仇。”杨炳新说：“上级可不这么看。”冯九思故意抢白他：“你还没去打小报告，怎知领导的心思？”杨炳新脸上的怒容像潮水一般涌起，但又像潮水一般落下，顿了一下方道：“前两天也发生了两起类似的案子，上级认定这是有计划的暗杀。”冯九思却故意吊儿郎当地感叹道：“现在每天被杀的人太多了，未必都有政治目的，另外俩人也被割了鼻子？”杨炳新说：“一个被挖去双眼，一个被割掉了舌头。”
该死的！他明知此事大不寻常，但嘴上还是故意给杨炳新出了个难题说：“这算什么，‘大卸八块’的案子现在也常见，除非这是日本人或是国民党特务干的。”杨炳新愁苦地摇头道：“所以才来找你，希望能确认凶手，上级让我领导你立即开始调查……”
“他妈的，你领导我？上次你领导我时出了什么事，你还记得吗？”冯九思不由得大怒，双手攥拳猛地砸在桌上，但看到侍者正在向这边张望，他只好压低声音恨道：“你这辈子也别想再领导我，我要见上级。”杨炳新回答的话语同样硬如砖头，他说：“上次那件事你还没能通过审查，不能见上级领导。”冯九思将话语嘶嘶地从紧咬的牙缝中挤出来说：“上次都是你的错，没有你向领导打小报告，我也不会落到今天这地步。”听到这话，杨炳新把身子前倾，两眼逼视着他说：“那件事你恨我也就罢了，但不应该给我那结拜兄弟栽赃嫁祸，现在他牺牲了，我们俩都只能等待上级的进一步结论。”
“哈，给我们俩下结论？难道连你这样的‘大英雄’也没通过审查？”冯九思故意尖酸刻薄。
“在组织内部我们人人平等！”杨炳新勇敢地喝光那杯没糖没奶的苦咖啡，留下一张纸便离开了，把冯九思一个人丢在那里生闷气。
望着杨炳新的背影，他真想大吼一声，我是一个老党员，用得着你给我上课！他认为自己方才的表现还是不够强硬，在气势上没能压倒对方，同时他也为自己在侍者面前表现出来的不谨慎感到自责，恨杨炳新让他变得失态。该死的，我这是怎么了！
然而，他确实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怎么了。已经两年多了，组织上好像在故意疏远他，只是偶尔派下来一两件简单的任务，而且不允许他与其他同志接触。难道我真的犯下了滔天大罪不成？他有时也会猜测组织上可能是因为抗日工作繁忙，一时顾不上审查他的事，但是，像他这样一个租界中的重要人物，即使现在降了职，不像当年权力那样大了，但关系网仍在，仍然可以为党组织做很多工作。他不相信组织上会这么势利眼，但他实在无法忍受这种将他放任自流的处理方法。这些念头时常会折磨得他怒发如狂，所以，每到这个时候，他也只能努力给自己解宽心—— 你既然信奉了共产主义理想，就应该保持住实现这个理想的信念，要信任党组织，但不能信任杨炳新。
打开杨炳新留下的那张纸，他发现是前边两件案子的情况，但里边既没有凶手的线索，也没有人名，只有代号，死者一个叫“老虎”，一个叫“山羊”。今天死的那个叫“喜鹊”。
他记得“山羊”和杨炳新的义弟也参与了那次倒霉的行动。那是两年前的夏天，上级下达任务，让杨炳新和冯九思领导一次重要的袭击行动，目标是日军参谋总部在本地的间谍头子吉田次郎，而这家伙的公开身份却是位银行家。有关目标在英租界的住址、活动规律和家庭情况早已了解清楚，具体行动由杨炳新负责指挥，冯九思则负责购买梯恩梯炸药和电雷管等违禁品，同时他也主动承担了全部的行动经费。不过，在行动方案上他却与杨炳新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他不同意在他的管辖范围内制造爆炸事件，因为这件事可能会导致日军再次封锁英租界，到时候工部局的董事们必定不会与他干休，毕竟他当时是主管租界治安的警务处副处长。
争执到最后也没有结果，他只好让步，建议将此事嫁祸给国民政府的间谍，但再次遭到拒绝。杨炳新说：“怎能让国民党特务凭白享受功劳？我们就是要让全国民众都知道，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抗日行动。”
虽然他知道杨炳新的理由并没有大错，但他认为整个抗日战争就像是一盘局面复杂的象棋，这也符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的观点，因为这是一场长期的战争，最后的胜利必须要由无数项艰苦细致的工作累积而成，所以，采取任何行动都不能逞一时之快，要考虑到一件事可能引发的一系列影响，特别是不利影响。然而，这次行动杨炳新是领导，他必须得服从领导。
炸弹在吉田次郎家门前爆炸，吉田受重伤被送回日本，很快日伪报纸上便登出他的“讣闻”，他们的任务基本完成。然而，这次爆炸却也炸死了吉田的太太和独生子，以及两名朝鲜女佣，这便引来一阵舆论喧哗。日伪报纸和电台称此事为“吉田事件”，说中共不遵守国际公约，在中立地区用炸弹任意残杀日本侨民，并指责英租界当局纵容这种暴力行为，是对日本的公然挑衅。美英两国的报纸也在指责中共，而国民政府则借机大造舆论，抬高自己贬低合作伙伴。
原本上级党组织对此事并没有太严重的处置，不想，日本人对此事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宣传，并通过他们在西方世界的间谍和代言人炮制出一整套指责中国共产党的舆论。很快，美国国会中便兴起了一股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浪潮，而且越演越烈。为此，中共党组织利用抗日战争在西方世界争取同情，争取军事援助的行动受到了极大的挫折，甚至连许多爱国华侨也对中共的抗日政策和抗日行动产生了怀疑。更严重的是，这恰好给了国民政府说服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理由，让他放弃了原本打算用美国的军事援助武装中共领导的八路军的想法，也使得原本打算捐资捐物援助抗日根据地的爱国华侨，将捐款和物资转向送往重庆国民政府。
正因为如此，中央领导十分震怒，对所有参与“吉田事件”的当事人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并撤换了中共在天津的几位领导同志。至于对具体行动人员的处理，据冯九思所知，上级最终采信了他提供的物证和现场分析报告，以及几名参与者的证词，公布的调查结果是，杨炳新的义弟“狸猫”在操作起爆器时不听从指挥，自作主张，给了他极重的处分。对于杨炳新的指挥失误，以及冯九思擅自脱离战斗岗位和在准备作战物资时的疏漏倒是没有立即给予处分，但组织上也明确表示，还要对他们做进一步审查，而这一查就是两年多。
冯九思知道，这件事在国际上造成的负面影响至今难以消除，而且，不论是日本人、美国人，还是国民党人，一旦开始对中共发动攻击，或是打算在某项行动中对中共进行背叛的时候，首先被拿出来当作舆论工具的，往往是“吉田事件”。
然而，让冯九思想不明白的是：我只是个小人物，管不了国际大事；买不到电雷管是我的错吗？当时黑市上根本就没货；再者说，那天我离开爆炸现场也绝不是为了自己……他认为自己其实已经做得很好了，这件事的主要过错还是应该算在杨炳新一个人头上，因为他不仅在选择地点和行动方式上犯了错误，导致误伤平民，更重要的是让他在警务处被降职，失去了为党组织做许多重要工作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