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画像——看到自己最深的灵魂

梵高与高更两个月的相处像是一种实验。

依据后来高更的回忆记录，当时他们的钱是放在一个共用的纸盒中，纸盒中的钱，用来买菜，用来买烟草，连解决生理需要时上妓院的钱都包括在内。

十九世纪西方许多艺术家似乎都在实验一种全新的生活。

他们不遵守人类传统固定的伦理，他们追求全新的创造，创造不只是艺术的创新，其实更是全新生活模式的实验。

实验，包含了成功，当然也包含着失败。

梵高与高更在两百年前的“同居”形式可能是今天一般人也难以想象的。

他们的相处并不和谐，生活如此紧密的关系，太多冲突，太多摩擦，太多琐细的现实细节会使两个敏感纤细的心灵发疯，会使两个自我个性强烈的心灵发疯。

高更抱怨梵高把汤煮得难以下咽，梵高抱怨高更性欲太强，去妓院次数太多。

两个人共同生活的梦想在现实中变得荒谬、扭曲、琐碎而难堪。

高更事后描述梵高要发疯了，他常常半夜忽然惊醒，看到梵高向他走来，凝视着他，又无言地走回自己的床上睡倒，好像没有任何事情发生。

高更事后的回忆很具体，他们为一点点小事争吵辩论，互不相让，梵高常常反应激烈过度，高更自然察觉到一些梵高精神上的异常。

高更无法忍受梵高一堆一堆完全没有整理的颜料，梵高作画时，为了捕捉瞬间的光，常常不用笔，直接将一管一管颜料挤在画布上，色彩与色彩挤压堆叠，面对他的原作，感觉到创作的丰沛如狂涛巨浪汹涌而来，而他处理颜料的方式自然与在节制之下用平涂技巧如织布绣花一般的高更非常不一样。

在美学的领域，没有绝对的是与非。高更与梵高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命，各自以自己的形式完成自我。他们彼此欣赏但又无法相容，短暂的相处却的确激荡出了创作的火花。

一八八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数度从噩梦中惊醒后，高更惊觉梵高精神状态的失常，他发现梵高手里拿着剃刀，亦步亦趋跟随在他身后。高更当天不敢回“黄色房屋”，梵高在一个人极度绝望的夜晚举刀自戕，割下了右耳。

倒在血泊中的梵高被发现，送往医院救治。

十二月三十日阿尔当地的《共和论坛报》发布了一则小小的地方消息：

一个原籍荷兰的画家文森特·梵高，举刀割耳。

小小的地方消息，却引起了骚动，邻居窃窃私语，惶惶不安。

梵高反而似乎暂时从焦虑中得到了舒缓，一八八九年一月，他的耳伤尚未痊愈，头上裹着纱布，他坐在镜子前面，凝视着自己，好像医生省视着病人，用冷静的态度画下了割耳之后的自画像。

自画像是梵高留给世人的病历表，他的焦虑、他的狂想、他的热情、他的愤怒、他的激情与宁静都在自画像中。

荷兰前代大师林布兰从二十岁开始记录自己的容貌，一直到六十三岁逝世，留下完整的一生记录，成为画家自画像中重要的传统。

梵高自然受到林布兰的影响，他的自画像却主要集中在一八八八年到一八九〇年这两年之间，自画像成为他精神疾患困扰他的真实剖白。

一般人或许无法像梵高这么真实地面对镜子里的自己，这个人，这么焦虑，这么不安，这么痛苦，这么疯狂，他凝视自己，这个生命，存活的意义是什么？这个肉体，受到什么诅咒，心灵要如此饱受磨难？这样崎岖的五官，这样狂乱的头发，这样紧锁的眉头，这样忧伤的眼神，这样固执而不妥协的嘴角与下颔……

梵高一丝一毫不放过自己，这样严肃地逼视到内心深处。

我们说：梵高疯了。

我们庆幸自己没有疯，但是我们无法看到这么纯粹的自己。

只有疯狂，一个人可以如此诚实逼视自己。

梵高自一八八七年开始比较密集地画自画像，有些只是在草稿纸上随意的素描，但看得出来他在镜子里凝视自己、分析自己的习惯已经形成。

一八八八年九月他画了一件使人印象强烈的自画像，清冷的石绿色背景，好像巨大而无声的寂静，梵高头发剪得很短，几近于光头，两只在淡色眉毛下炯炯的眼睛，像锐利的鹰，颧骨高耸，两颊凹陷，坚毅的嘴唇四周围绕金黄色的胡子。

这张自画像单纯、干净，当时梵高正在读有关日本的小说，他向往日本风格的空间，简洁空无一物。

这件自画像是为了等待高更到阿尔画的，他把自己作为一件礼物送给高更，他跟高更说，画里的自己，像日本苦修的僧侣，把身体献给永恒之佛。

梵高对东方佛学了解不多，但是他有足够基督殉道与救赎的背景使他通往另一个信仰。

这张自画像如火焰燃烧，细看背景里都是向上飞腾的笔触，但是这张自画像又极度宁静，好像高热的火焰到了极点，反而像是静止清冷的光。

可以在镜子里这样绝对逼视自己的人不多，梵高在狂热与绝望紧绷的精神状态，的确如苦修殉道的生命。

比较起来，一八八九年一月精神病发，割耳朵之后的自画像，反而有一种释放之后的轻松幽默。

梵高割耳事件发生在一八八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深夜，当地报纸的报导是说在“十一点半”。

第二天早上他才被发现倒在床上，浑身是血。

高更打电报叫来了梵高的弟弟，安排好医生，两人匆匆又回到了巴黎。

割掉耳朵之后，梵高似乎显得轻松多了，原来精神上的焦虑紧张暂时消失了。

他还写信安慰家人，认为只是画家一时情绪失常。

一八八九年一月，头上还裹着纱布，梵高在镜子里看着自己刻意露出受伤的耳朵，白色的纱布一直包到下颔。同样的自画像梵高画了两张，一张没有烟斗，背景有日本浮世绘风景。

梵高头上戴着翻毛毡帽，嘴里叼着烟斗，一丝丝的白烟袅袅上升。穿着绿色军大衣的梵高，用鲜明的绿对比背景的红。他的眼神依然锐利，好像在逼问自己：你，还要怎么玩下去？

耳朵或许只是肉体上小小的痛，暂时转移了他精神上饱受折磨的剧烈痛苦。叼着烟斗的

显然有一点戏谑，也透露出梵高少有的幽默的一面。他也许试图嘲弄调侃自己，他扮演

一个似乎旁观者的角色，看着疯狂的自己，卑微难堪的自己，可笑的自己。他要如何度过这难堪可笑的时刻呢？

地方报纸刊登了他割耳朵的事件，邻居们窃窃私语，交头接耳，渲染着事件的恐怖性。

二月间，邻居们终于达成协议，联名签署了一份文件，递交给警方，要求为了社区安全的理由，强迫梵高进精神病院接受治疗。

“黄色房屋”被贴上了封条。

梵高的病情时好时坏，几位治疗他的医生也对病况无法完全掌握，当时的精神医疗所能理解的范围也非常有限，民间对“疯子”的恐惧也没有科学知识的管道可以抒解。

唯一治疗梵高的可能是绘画，特别是他一系列的自画像。

他不断在镜子里观察自己，比任何医生更仔细。他毫不饶过自己，不放过任何细节，留下了令人惊讶的丰富、完整、真实的病历。

梵高发病以后，平日为他送信的邮差胡林成为照顾他的好朋友。

这个邮差和他的妻子也许不了解梵高，但不觉得“疯子”有什么不同，他们关心梵高，照顾梵高，在梵高笔下，胡林和他的太太有一种平常人的和善与包容。

胡林戴着邮差的帽子，穿着铜扣蓝大衣，一脸大胡子，他的面容有一种平凡的慈祥。也许在精神焦虑痛苦中的梵高心中，胡林和他太太这样简单无私的善良成为真正的救赎力量，他在胡林的画像后面装饰了很多美丽的花朵图案，胡林看起来像一个慈祥的圣诞老人。

梵高在《割耳自画像》中表现出来的平静稳定并没有维持太久，整个一八八九年的春天他都在断断续续的发病中，他也曾经试图撕掉封条，回到“黄色房屋”，但是整个社区的压力逼使他不得不住进精神病院接受治疗。

一八八九年五月梵高住进离阿尔不远的圣·瑞米一家叫圣保禄的精神疗养院。在治疗期间，他仍然持续画自画像。一八八九年九月的一张“蓝色自画像”非常动人，梵高脸上的平静又消失了，仿佛被痛苦激怒的野兽，郁怒地凝视着自己。

这张自画像里瘦削的面容像是用刀雕刻出来的，瘦削的面颊爬满了胡子，额头很高，深深凹陷的眼睛，流露极度忧苦的心事，眉头纠结着，整张作品，以升腾缠绕如火焰般的卷曲笔触画出背景，我们清楚看到似乎在地狱般的火焰中承受煎熬的灵魂的剧痛。

在圣·瑞米精神疗养院时期，梵高在小小的囚禁的病房里看着自己，或透过一扇小小的窗户，眺望从黎明到深夜的风景，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年使生命煎熬出最惊人的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