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对我来说是一场催眠，它充满着我的种种狂想和怪癖，我希望它能消除我个人的自我和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好让我在时间的流逝中保持年轻的品质，这个过程其实很有诗意，充满了挑战和冒险。我一直觉得，深入内心的创作其实是孤独的，但有时候这种孤独却给了我一种痛快的感觉，它有毁灭的热情，也有浪漫的恐惧，那是没人去过的地方，是心里的神秘城堡，那里住着我的小精灵，它每天都闪着光，我以此来验证自己对过去的记忆是否忠诚。

三十岁之前，我一路反叛，跌跌撞撞，愤世嫉俗，人生无大起大落，却总有一些进步和退步搅在其中，喜乐参半也褒贬交加。我爱过恨过笑过，迷惘过挣扎过也空欢喜过，这些看似闲散而又漫无目的的情节，虽不安宁，却如刺青般刻在了我的心底。时间是如此的仓促，好似一道破碎的闪电，那些流逝的光阴都去了哪儿，它们是不是已经变成了另一个未来。

嘿！亲爱的小伙子，生活将改变每一个人，而我们终归会越变越像我们自己。

这个城市太大了，大到从这头走到那头可能需要几天时间，大到坐地铁走上一圈也需要几个小时，大到你生病去看医生却发觉你的车被堵得走不动，大到你和最好的朋友也要几周甚至几个月才能见上一面……
在北京，其实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小舞台，有属于自己的简单的小繁华，当然在这些背后也有非常落寞的生活。

我知道，他们像很多从外地来北京的人一样，在北京混口饭吃，盼望有天也能混得像车里人一样，可是世界总有自己的游戏规则，总要安排一些人活得卑贱，一些人活得有尊严。

北京如此浮躁，青春也就这么一次，是捱过去？还是躲避或者逃离？其实一点都不重要。你的眼睛是自己的，身体是自己的，灵魂也是自己的，这就够了，你就跑吧，想往哪跑往哪跑，这就够了，这就是理想的人生。
我和林晓更在肉松的家住了下来，团结湖东门附近的一个地下室。地下室并不宽敞，光线昏暗，空气污浊，走廊显得拥挤而杂乱，夹杂着精液、香烟和啤酒的味道。北京的地下室似乎都出乎意料的狭长，每个房间都没有窗户，看不到外面的朝起幕落，也听不到街上嘈杂的喧嚣。

肉松的房间乱得一团糟，有点难以形容，床之外的每一寸地方都堆满了烟灰缸、黑胶、CD、乐器、相机和影碟，似乎每一样东西里都隐藏着一些风流韵事。肉松说他刚来北京的时候，比现在住的地方还要潮湿，潮得连放在墙角的吉他都长出蘑菇来了，估计买点肉就能炒个菜了。

肉松每天的时间除了睡觉、吃饭之外，就是写歌和练琴。他一般都在凌晨入睡，白天快到中午时起床。这间屋子是朋友转租给他的，屋内没有卫生间，“大号”要去外面的公厕，小便直接用尿壶在屋里解决。这是我和林晓更第一次住地下室，我们都觉得很新鲜。

来北京的第三天，我和林晓更就俗了一把，去了天安门看升旗。我们是骑肉松的自行车去的，我在前面载着她，她从后面抱着我。记得二十年前，全中国最摩登的人物照片都和天安门这个建筑有关，那时候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就是一个人站在天安门广场上，手里提着一个标有“上海”牌的皮革包。我在奶奶家的旧相框里经常看到这样的黑白照片，那个时代人的笑脸，那个时代的老军装我一直记忆犹新。
我们到广场的时候，清晨的太阳还没探出头来。早上的天安门广场十分安静，有遛弯的、有参观的、有锻炼身体的、还有放风筝的。远远望去，能看到很多人在旗杆下肃然站立，他们或抬头或肃穆仰望，等待着天边第一抹朝霞升起，等待着升国旗那一刻的到来。

我放快脚步，用最快的速度汇入人流，人流由急到缓，最后渐渐地停滞下来。当国旗护卫队的战士迈着整齐的步伐走出来时，所有的大人都在行注目礼，所有的小孩都在行少先队队礼。
看完了升旗，林晓更一边抚摸着广场上的栏杆一边对我说：“彭锦，你快来摸摸，这上面还有北京的温度呢！”

北京实在太大了，去哪都是人，大街上、公车上、地铁上。我和林晓更又都是路盲，永远都没有方向感，总是分不清东南西北，这可难为了我们。就比如坐地铁吧，从西直门出来，我立马就懵在那了，就像迷宫一样，都是立交桥，什么13号线，什么内大街外大街，你根本就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都得靠嘴问，你要是走错了方向，没个十几二十分钟的根本绕不过来。

肉松来北京时间不算长，他一心想在北京实现他的音乐梦。他先后搬了五次家，每次都是逼不得已才搬的，从海淀到朝阳，从东城到宣武，从四环外到五环外，从商业小区到四合院再到城中村。他说他每次找房子的时候总是一边走一边想，为什么别人都活得那么容易呢？真希望自己可以像蜗牛一样，走到哪都背着自己的窝啊！

在北京，肉松组建了一支乐队，但没什么演出机会，偶尔演一场也是在酒吧拼盘，没多少人关注，也分不到什么钱，因为好多酒吧根本不让他唱，都找一些流行歌手唱口水歌。刚开始他穷得身无分文，天天抽都宝，天天吃馒头和方便面，连手纸都买不起，实在没办法了他就去肯德基的厕所偷手纸。

后来他认识了一个酒吧老板，那个老板人不错，也都是东北老乡，就让肉松的乐队在他的酒吧里驻唱，每天翻唱几首许巍和汪峰的歌。肉松总盼着能多来点人，演完能多分一点钱，但有时候台下就一两个观众，给的钱也只够晚上喝一瓶二锅头。不过肉松很乐观，他总是惯用周星驰的口吻安慰自己说：“人若没有梦想，跟咸鱼有什么分别。”

渐渐地，肉松也穷出经验来了，他说他相信了“生活需要种种技巧”这句话。一位艺术家朋友告诉他，在北京混就必须要混圈子，依靠圈子的力量，才可以混出来。

肉松拍着自己的脑袋忧心忡忡地对我说：“有一段时间，我经常去798里面的画廊转，那边几乎每天都有画廊搞画展活动，开幕酒会可以免费进场，只要随便留个名片就行了。我和几个朋友没事就去里面白吃白喝，我们还不敢老去一家吃，怕被熟人认出来，反正挺刺激的，跟游击队似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彭锦！哥们儿那段时间真是太穷了，就差用肥皂洗脸了，出门坐公交车都算计，带空调的不坐，就为能省一块钱。我有什么急事都不敢轻易打车，起价费快赶上沈阳双倍了，司机一打表我心里就打鼓，眼睛死盯着表不放。”
肉松似乎很急切地想对我倾诉，像是准备要发泄心中多年的积怨。我知道他一直想凭自己的兴趣养活自己，可是做乐队真的挺难的，但不管怎么样还是祝福他，希望他能梦想成真。